从贵妇重金“借种”看媒体的人格分裂/杨涛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07:41:51 浏览: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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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贵妇重金“借种”看媒体的人格分裂
杨涛
重庆渝中区的汤女士近日致电《重庆商报》记者称：“１３名富豪女子同时登报‘借种’，酬金最高竟达６０万元。”记者根据汤女士提供的线索，搜索２１日《重庆×报》，果然在第４版广告上发现：征婚交友广告中“借种”广告多达１０余条。据统计，有１３名自称富豪的女子同日登报“借种”。有４名表示要重酬男方，但未注明金额，其他９人皆称重酬男方２０万至６０万，总酬金达３１０万。（《北京娱乐信报》9月22日）
不过，如果你要是认为天上会掉下馅饼，可以财色双收，恐怕又是南柯一梦。记者分别以年轻打工仔、中年研究生身份，拨通其中一个“借种”广告电话。接电话的一名女子先是称“借种”女子的丈夫是服装商，应征的男方只要是年轻小伙就行。其后，又介绍称女子丈夫是台湾房地产商人，对记者的文化程度感到满意。在两次电话中，接电话女士都再三嘱咐记者要带５００元介绍费到某婚介所与“借种”女子见面。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又是黑心婚介所在玩的花招，一些婚介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惜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在广告中夸大其词，使用婚托欺骗征婚者。不过，现在这些老一套的伎俩吃不开了，这些黑心婚介所又祭起“财”和“色”两个金字招牌，用贵妇重金“借种”的把戏骗钱了。
有律师认为，《婚姻法》第２条规定：我国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因而，这些女子在没与丈夫离婚的情况下，登报“借种”生子，违反了《婚姻法》中的一夫一妻制度。在我看来，不管这种广告是真是假，从广告内容上看，纯粹就是变相的卖淫嫖娼，不过就是一种高价的、一次性的女嫖男卖的交易，本质上与那些发生在那些发廊、宾馆的卖淫嫖娼行为没有什么区别。令我诧异的是，这么明显违反社会公德和法律的广告怎么就堂而皇之刊登在媒体中。《广告法》明文规定，广告的内容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不得违反社会公德和法律、法规禁止性的规定，作为广告发布者的媒体对于广告的内容也负有审核的责任，否则也要与广告主一样承担相应的责任。看来，《重庆×报》在市场化的浪潮中，为追求自身的商业利益，放弃审核责任，实在是难逃其咎。
不过，有趣的是，在这起贵妇重金“借种”的闹剧中，一味钻进钱眼，放弃责任的是媒体；去揭露问题，充分“大众良心代言人”进行监督的也是媒体。尽管《重庆×报》与《重庆商报》不属于同一家单位，但是，我们不能说《重庆×报》不会去进行舆论监督，而现在充当监督者的《重庆商报》等其他媒体就一定不会犯类似《重庆×报》的错误。因为，媒体并非天生的道德高尚者或道德低下者。媒体置身于市场中，要生存就要依靠广告，要拉到更多的广告就必须有广泛的读者，而要吸引读者就必须进行舆论监督，这就让它必须在道德上有高尚一面；但是，当广告商进门后，一些媒体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暂时的利益又不得不满足广告商的不合理要求或者放弃严格审核的责任，这是媒体在市场化运作中经常面临的诱惑，也会让媒体在道德上走向滑坡。今后，如何防止自身人格分裂，不再让类似贵妇重金“借种”的事件发生，是媒体在市场化运作中必须解决的难题。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tao1991@tom.com
tao9928@tom.com
杨涛
重庆渝中区的汤女士近日致电《重庆商报》记者称：“１３名富豪女子同时登报‘借种’，酬金最高竟达６０万元。”记者根据汤女士提供的线索，搜索２１日《重庆×报》，果然在第４版广告上发现：征婚交友广告中“借种”广告多达１０余条。据统计，有１３名自称富豪的女子同日登报“借种”。有４名表示要重酬男方，但未注明金额，其他９人皆称重酬男方２０万至６０万，总酬金达３１０万。（《北京娱乐信报》9月22日）
不过，如果你要是认为天上会掉下馅饼，可以财色双收，恐怕又是南柯一梦。记者分别以年轻打工仔、中年研究生身份，拨通其中一个“借种”广告电话。接电话的一名女子先是称“借种”女子的丈夫是服装商，应征的男方只要是年轻小伙就行。其后，又介绍称女子丈夫是台湾房地产商人，对记者的文化程度感到满意。在两次电话中，接电话女士都再三嘱咐记者要带５００元介绍费到某婚介所与“借种”女子见面。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又是黑心婚介所在玩的花招，一些婚介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惜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在广告中夸大其词，使用婚托欺骗征婚者。不过，现在这些老一套的伎俩吃不开了，这些黑心婚介所又祭起“财”和“色”两个金字招牌，用贵妇重金“借种”的把戏骗钱了。
有律师认为，《婚姻法》第２条规定：我国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因而，这些女子在没与丈夫离婚的情况下，登报“借种”生子，违反了《婚姻法》中的一夫一妻制度。在我看来，不管这种广告是真是假，从广告内容上看，纯粹就是变相的卖淫嫖娼，不过就是一种高价的、一次性的女嫖男卖的交易，本质上与那些发生在那些发廊、宾馆的卖淫嫖娼行为没有什么区别。令我诧异的是，这么明显违反社会公德和法律的广告怎么就堂而皇之刊登在媒体中。《广告法》明文规定，广告的内容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不得违反社会公德和法律、法规禁止性的规定，作为广告发布者的媒体对于广告的内容也负有审核的责任，否则也要与广告主一样承担相应的责任。看来，《重庆×报》在市场化的浪潮中，为追求自身的商业利益，放弃审核责任，实在是难逃其咎。
不过，有趣的是，在这起贵妇重金“借种”的闹剧中，一味钻进钱眼，放弃责任的是媒体；去揭露问题，充分“大众良心代言人”进行监督的也是媒体。尽管《重庆×报》与《重庆商报》不属于同一家单位，但是，我们不能说《重庆×报》不会去进行舆论监督，而现在充当监督者的《重庆商报》等其他媒体就一定不会犯类似《重庆×报》的错误。因为，媒体并非天生的道德高尚者或道德低下者。媒体置身于市场中，要生存就要依靠广告，要拉到更多的广告就必须有广泛的读者，而要吸引读者就必须进行舆论监督，这就让它必须在道德上有高尚一面；但是，当广告商进门后，一些媒体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暂时的利益又不得不满足广告商的不合理要求或者放弃严格审核的责任，这是媒体在市场化运作中经常面临的诱惑，也会让媒体在道德上走向滑坡。今后，如何防止自身人格分裂，不再让类似贵妇重金“借种”的事件发生，是媒体在市场化运作中必须解决的难题。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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