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
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37号
《厦门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12月22日市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市长刘赐贵
二OO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厦门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强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本市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以下简称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财政性资金，包括财政预算内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纳入财政管理的事业单位收入及其他资金。
第三条 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招标投标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工程的其他采购活动依照政府采购法及其他有关政府采购规定办理。
第四条 政府采购的信息应当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和厦门市政府采购网（以下称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但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除外。
第五条 本市各级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本级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政府采购的具体日常管理事务由政府采购管理机构负责。
上级财政部门依法监督和指导下级财政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履行与政府采购活动有关的监督管理职责。
第六条 财政部门应当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方法，实施电子化政府采购，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和监管水平。
第二章 采购形式和采购方式
第七条 本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根据授权确定并公布。
第八条 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采购项目，应当实行集中采购。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达到规定限额标准以上的，实行分散采购。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由采购单位自行采购。
大宗货物政府采购的具体实施办法，由市财政、监察部门另行制定。
第九条 政府采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方式进行。
政府采购方式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采购方式。
第十条 公开招标应当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
政府采购货物或者服务的数额达到规定标准的，应当采取公开招标方式进行。因特殊情况需要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的，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获得市财政部门的批准。
第十一条 采购人不得将应当以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货物或者服务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公开招标采购。
采购人在一个预算年度内未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重复采购同一品种的货物或者服务项目，资金总额超过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视为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但依法经批准采用公开招标以外采购方式的除外。
第十二条 政府采购应当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
鼓励本市诚信企业、地方优质产品生产企业积极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第三章 采购程序
第十三条 采购人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应当根据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执行计划，报财政部门审核。
政府采购预算执行计划应当包括采购人名称、采购项目、采购数量、价格、规格及技术要求、资金来源构成、预计采购时间、交货或者竣工时间等。
第十四条 财政部门对报送的政府采购预算执行计划进行审核，审定采购预算、采购形式和采购方式，并及时作出批复。
政府采购项目资金预算需要调整的，应当按照规定的管理权限和程序进行。
第十五条 政府采购项目评标评审活动由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负责。评标委员会、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组成。采购人代表应当熟悉采购项目的经济技术要求，并由采购人以书面形式确定。
政府采购项目评审专家应当从本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通过随机方式抽取产生；因项目情况特殊，本地政府专家库相应专家为数不足或者不适宜参加评审的，经市财政部门批准，可从外地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通过随机抽取方式产生。
对技术复杂、专业性极强的采购项目，通过随机方式难以确定合适评标专家的，经市财政部门同意，可以采取选择性方式确定评审专家。
本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由市财政部门负责统一组建。
第十六条 市财政部门依法建立全市统一的政府采购供应商库。
第十七条 在招标采购中，依照政府采购法，应当予以废标的，废标后，采购人应当依法重新组织招标。需要采取其他方式采购的，应当获得市财政部门的批准。
第十八条 在竞争性谈判或者询价采购中，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只有两家的，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可以与两家供应商进行谈判或者询价；只有1家的，可以采取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第十九条 在竞争性谈判或者询价采购中，对谈判文件或者询价通知书作出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3家的，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应当从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名单中补充确定参加谈判或者询价的供应商。
经补充后，对谈判文件或者询价通知书作出实质响应的供应商只有两家的，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可以与两家供应商进行谈判或者询价；只有1家的，可以采取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第二十条 同种货物可以采用跟单采购形式。采购人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下的货物项目时，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可以按不高于3个月期限内相同产品的本市政府采购中标价、成交价下调后的价格向任何能提供相同产品的供应商进行采购。
第二十一条 采购人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经采购人同意，中标、成交供应商依法采取分包方式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的，只能将中标、成交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其他供应商完成。分包供应商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
采购人不得强迫或者采取其他非法手段要求中标、成交供应商分包履行政府采购合同；不得与中标、成交供应商恶意串通分包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十二条 采购活动结束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照规定整理、保管政府采购项目文件。
第四章 质疑与投诉
第二十三条 供应商认为下列事项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依法向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提出书面质疑：
（一）采购文件存在歧视性、限定性条款的;
（二）采购文件补充、澄清或者修改后没有按规定公告的;
（三）采购人员或者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
（四）采购程序违反有关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
（五）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与其他供应商之间，或者其他供应商之间存在串通行为的；
（六）其他供应商提供虚假资料骗取中标、成交的；
（七）其他供应商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人员或者其他相关人员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八）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其他事项。
供应商提出书面质疑，应当附送有关证明材料。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对供应商提出的质疑依法作出答复；对涉及技术因素方面问题的质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组织原评审委员会进行复核，并根据复核结果依法作出答复。
第二十四条 提出质疑的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依法向财政部门提出投诉。供应商不得捏造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材料进行虚假、恶意投诉。
投诉书及证明材料为外文的，应当同时提供其中文译本。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公布受理供应商投诉的机构名称、地址、邮编、电话、传真，以方便供应商投诉。
第二十五条 财政部门应当在收到投诉书后30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投诉人、被投诉人以及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并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公布投诉处理结果。
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财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将延长期限及理由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财政部门应当建立采购代理机构考核指标体系，对采购代理机构的采购价格、节约资金效果、服务质量、信誉状况、有无违法行为等事项进行考核，并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定期公布考核结果。经考核不合格的，在6个月内不得参加本市政府采购活动。
第二十七条 财政部门依法进行检查时，政府采购当事人和其他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人员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材料。
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出具政府采购监督意见书，提出具体监督意见。
第二十八条 财政部门和依法对政府采购活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对采购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予通报；对采购代理机构，由财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暂停其代理政府采购代理业务，并建议有关部门依法取消其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资格：
（一）未按规定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公告政府采购信息的；
（二）对应当依法实行政府采购的项目未依法实行政府采购的；
（三）未按规定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执行计划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改变政府采购方式的；
（五）未按规定选择确定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
（六）强迫中标、成交供应商分包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或者与中标、成交供应商恶意串通分包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七）未按规定妥善保管政府采购活动的采购文件的；
（八）对供应商的质疑逾期未作处理的。
第三十条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情节严重的，在1至3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依法予以处罚：
（一）未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
（二）捏造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材料进行虚假、恶意投诉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一条 财政部门和依法对政府采购活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采购代理机构未依法进行考核，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二）对投诉事项未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处理决定，或者依法应当对违法行为的投诉事项进行查处而未予以查处的；
（三）在实施政府采购监管中未依法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使用以财政性资金偿还的借款进行采购的，视同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适用本办法。
中央属、省属驻厦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可参照本办法实施政府采购。
第三十三条 对因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所实施的紧急采购和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采购，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刑罚执行完毕又发现漏罪 之思考
内容提要：刑法的谦抑性已为现代刑法的题中之义,提倡刑法的效益重视犯罪人品格的整体评价并与宣告刑相适应以成为了数罪并罚的主流,笔者认为对刑法执行完毕后,又发现之漏罪的处理应当结合前罪整体考量,并就此作出讨论。
关键词：漏罪 / 谦抑性 / 数罪并罚原理
刑罚执行完毕又发现漏罪,是否应当追诉,并与前罪适用数罪并罚之量刑制度。目前,大陆立法对此问题尚无权威规制,亦缺乏有关司法解释。法学界基本赞同应当追诉,但是否可与在前之裁判确定并已执行刑罚完毕之罪,来确定应执行之刑罚,即使用并罚规则则存在较大的分歧,有关观点认为应比照《刑法》第七十,七十一条适用并罚，但大多数赞同应就漏罪独立起诉,单独定罪量刑与处罚。唐朝《永徽律》中《名例》第四十五条的“诸二罪以上俱发”条规定,“诸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等者从一断，若一罪先发,已经论决,与罪后发其轻若等者勿论,重者更论之,通计前罪以充后数。”[1]375法学界各种论说有其优略,对于唐《永徽律》中“诸二罪以上俱发”若将其“论决”视为笔者说明之情景，则可认为此为较为折衷的提法。笔者对此不同前诸者论,将在介绍分析比较法学界各主流观点后,以刑法学的基本问题,即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基本学理出发点,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刑罚执行完毕又发现漏罪的处理。法学界众说纷纭，但经笔者归纳主要观点有两种：1分别执行说又可称否定并罚说,2赞同并罚说
（一）分别执行说
该说认为刑罚执行完毕后,未经裁判之余罪,不可与在前之裁判确定之罪来确定应执行之刑,而应单独宣判罪行并个别执行。根据《刑法》关于数罪并罚之鬼定,必须满足以下法定条件：1一人犯有数罪，2所犯数罪发生在法定期限之内[2]245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数罪并罚的法定期限是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前）。从时间上把我国刑法中的数罪并罚分为以下五种情况:分别为《刑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八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规定之情形。 [3]803～804基于以上权威立法规则，武汉大学林亚刚认为,若发现漏罪时间不是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的期限内,而是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则不得适用第七十条之规定适用并罚原理。当依法另行定罪量刑[4]318。另外,也有学者从罪数的角度出发,以比较刑法学的研究方法,论证分别执行说的合理性。在法国刑法中,数罪是指在前罪尚未受到产生既判力的最终确定有罪判决之时,又实行新罪,诸犯罪即构成实际的数罪，与此相反,只要某一有罪判决已经最终确定,在此之后实行的所有犯罪均不与该有罪判决惩处的行为构成实际的数罪[5]572以此举轻明重,则对于刑罚执行完毕后,又发现漏罪的则更应予以追诉并单独处罚。我国台湾学者高仰止认为并罚之范围限于执行完毕或赦免前所犯之罪为限为不合理，在执行期间,“亦得变更前之裁判,使犯人享有并合处罚之利益无异鼓励犯罪,将刑罚之作用尽失,且此种犯人其恶性实已深重，执行不能使其改恶从善，更有何保护其利益之可言,故此说实无可取之处。”[6]同样可就此举轻明重。我国台湾刑法第52条规定：“数罪并罚，于裁判确定后发觉未经裁判之余罪者，就余罪处断”林山田教授认为由于裁判确定后,所发觉之未经裁判之余罪与业经裁判确定之罪，并非在同一刑事诉讼程序中并案审判；因而不属于实质竟合之并处罚,因此，未经裁判之余罪不可与在前之裁判确定之罪,来确定应执行之刑,即不应施于犯罪人以合并处罚之利益，应单独宣判罪行,并个别来执行。
（二）、赞同并罚
该说认为应当对犯罪人施以合并处罚之利益，若新发现之漏罪属判决宣告前的漏罪就应参照《刑法》第七十条规定并罚即“先并后减”，如果是刑罚执行期间所犯的未发现之漏罪,则比照《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并罚即“先减后并”。此学说之学者从刑法法条出发，对其进行扩张解释、得出以上结论。
刑罚执行前之漏罪原本应与前罪在同一审理活动中予以处理，而此漏罪现象产生。若单独处理从而影响犯罪分子的利益,加重其刑期负担，为平衡这一利益，按照刑法数罪并罚原理基本精神,理应施以并罚之利益。例如,“张某,因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刑罚执行完毕后，发现张某以前还犯有受贿罪，应判处有期徒刑为6年，如果适用，《刑法》第七十条的话那麽应判处的刑期为6年以上11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分别处理的话，那么张某实际执行的刑期为11年有期徒刑。两者相较,从一定角度看,加重了对张某的处罚程度,而这种加重结果的出现从法律上来说是不恰当的,也是违背刑法维护人权的基本精神”[7]笔者认为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看,刑事追诉权归属国家，具体由公检法三机关分别执行。发现,追诉,并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法定职责,被告人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因此对于漏罪现象的存在不应归属与被告人,更不能因此加重其刑罚负担，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其诉讼利益应归属于被告人,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判决。
刑罚执行期间所犯未发觉之漏罪的也应实行数罪并罚，首先《刑法》第七十一条对于并罚的法定条件只是限于新犯罪需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至于何时发现并予以追诉则没有时间限制,只要是新犯之罪符合《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就应当追诉且适用数罪并罚。其次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之“先并后减”原则作为判决宣告后刑法执行完毕前有犯新罪的并罚方法,并未规定原判刑期与已执行完毕的刑期相减的结果不能为零。 故于此,虽余刑为零仍不影响并罚原则之适用。
以上两种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论证，但无论是分别执行说还是赞同并罚说都没区别判决宣告前与刑罚执行期间所犯之未被发觉之漏罪，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刑罚执行中,犯罪分子又犯新罪且并未主动交待坦白，说明此犯罪分子较判决宣告前犯有数罪未经发现的情形其主观恶性较重,并没有从原判刑罚中接受应有教育,而且社会危害性较大[9]181笔者将对此二种情况分开探索,以是否定罪量刑为前段，以是否应适用数罪并罚为后段，阐述己见并展开讨论。
在阐述此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刑法的基本问题即刑法（罚）的正当性问题做出讨论。以此为笔者论述问题的基本学理依据。
正当性是指某一事物的存在具有合理的根据，刑法存在的合理性，则是指刑罚的发动具有正当的合理的根据[3]55～56故而，刑法的正当性则是对刑法存在的合理性的考察。其论证主要从报应与预防两种观点为根据。作为报应论，刑法的正当性就在于它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单纯的满足社会正义感而确立惩罚。预防主义以刑法通过惩罚犯罪所追求的功利价值（矫正和预防犯罪）来论证刑法的正当性。 [2]245诸上二种理论各有其合理性。随着刑法的发展与刑法理论的成熟与完善,主张报应论与预防论相结合的一体说成为通说。[10]394～398但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出于不同的哲学基础，若将二者结合融为一体则存在此二律悖反的情况。于是便产生了以何者为先的讨论。笔者认为应以预防论理为优先，以报应理论为辅。具体理由将在分析笔者之中心问题时作出论述。
（一）关于前罪刑罚已执行完毕又发现漏罪是否应当追诉并定罪量刑？
首先，判决宣告以前之漏罪是否应当追诉并定罪量刑？
对于是否应当追诉并定罪，笔者赞同应当追诉并定罪。只要是犯罪行为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且未过追诉时效就应当宣告有罪,其他各种情况则在所不论。但是否是有罪必罚,从现代刑的基本问题出发，则值得讨论了。近现代刑法的发展,受主观主义的影响，已经从单纯的报应趋于积极的刑事政策取向将重点由犯罪行为转移到犯罪人的品格上即行为人所犯数罪均出于同一品格。一个犯罪人的数个行为只是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表征，体现了犯罪人的统一品格[6]故而对于漏罪的评价也理应与前罪一起来考量，并且根据前罪的刑罚执行情况来确定犯罪人是否处罚量刑。笔者认为是否有罪必罚应从如下两个角度予以考量：（１）、罪质的比较,即对前罪与判决宣告前之漏罪的法益侵害程度予以评价，比较社会危害性；（２）、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即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性质与程度作出质与量判断，进而为确定是否处罚量刑提出依据。根据以上两种情况角度来分折。例如：前罪与裁判宣告前之漏罪法益侵程侵害程度相较，漏罪较小，其人身危险性已经降低，达到了前罪刑罚改造目的的程度，符合社会一般预防的利益要求，笔者认为则可以单独宣告有罪、不予处罚，“因为刑法虽是针对犯罪的极有力的手段，但是不能说是决定性的手段。为了使犯罪从根本上绝灭，必须进而考虑除去其原困本身。正像经常所说的，“好的社会政策是最优的刑事政策”。因此，有必要以人道主义为基础，慎重的而且谦虚地适用刑法。刑法不应该以所有的违法行为、所有的不责行为当然对象，只限于在必要时不得已的范围内才应该适用刑罚，…”[12]而且如此处理也是符合我国刑事政策取向的 。又例如：判决宣告前之漏罪与前罪的法益侵害程度明显较重，由此也很难推断其人身危险性，则应当视其情节施以非刑处置，保安处分，或是科以刑罚由此实现量刑对于刑法报应的意义。 对此情况日本刑法第六十九条的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便值得借见：“竟合犯中具有已经受到确定判决的犯罪，再行判决。对于竟合犯中的某个犯罪已经受到有期惩治或者禁锢的确定判决的人，就竟合犯中的其他犯罪还应当判处有期惩治或者禁锢时，依据第六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精神，考虑已经宣告的刑罚决定刑罚。在这种情形下，必要时，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罚。”
其次，刑罚执行期间所犯之未发现之漏罪是否应当追诉并定罪量刑？
对于是否追诉定罪笔者同样赞成追诉，只要是构成刑法所规定之构成要件，且未超过追诉时效的就都应该追诉，《刑法》第七十一条对于追诉时间的规定并未限制在刑法执行完毕之前，只要犯罪罪行为在刑罪执行中实施即应当追诉，并适用“先减后并”实行数罪并罚。例如：某甲因犯有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行２年，刑罚执行完毕后，发现某甲在所判决刑罚执行期间又犯有破坏监管秩序罪应刑处有期徒行１年。根据《刑法》第七十一条扩张解释，则应对某甲采“先减后并”的原则决定其应当执行的刑罚，即应对某甲判处的刑期为１年以上２－２＋１年以下期徒刑，实则为处１年有期徒刑，该实际处罚之刑期与单独起诉定罪量刑无异，但其所准据的法条和依据之法理则是《刑法》第七十一条即数罪并罪原理，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又犯罪，证明其人身危险性较大，其前罪的刑罚执行并达到个别预防的目的，则应当对其就施以矫正。但基于报应主义正义利益之平衡，其预防手段就应以不超过罪刑相适应的程度。
按《刑法》第七十一条对刑罪执行完毕以前故意犯罪之处理，笔者没有异意，但值得注意是若对过失犯罪施以同等对待，则有违刑法的谦抑性的基本原则 ，同样也难以实现刑法经济性的要求。过失犯罪，犯罪人并缺乏主观犯意，较之故意犯罪，其人身危险性较小。虽然该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的后果，但从功利主义出发，则数罪并罚应重视犯罪人人格的整体评价并与宣告刑相适应。故对于过失犯罪应区别于故意，在定罚量刑时应以予考虑处以较故意犯罪轻的刑罚。刑法的谦抑原则以经成为现代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付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取最大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刑法谦抑性在现代法治社会此为刑法应有价值意蕴，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过失犯罪的评价可以比照判决宣告前所犯之漏罪的处理。
（二）根据前文分析应当追诉定罪量刑的，该漏罪是否应当根据前罪适用数罪并罚，并如何适用?
笔者赞同与前罪适用并罚，对裁判宣告前之漏罪与刑罚执行期间过失所犯之漏罪的应当按照“先并后减”的方法与前罪适用数罪并罚。对于刑罚执行期间故意所犯之漏罪按照“先减后并”施行数罪并罚。具体理由在上文也已详细阐述在此不在赘言。现就具体适用中的一点特殊问题：“对数罪判处不同种的有期自由刑刑罚，如何合并处罚”作出讨论。
就此问题，刑法没有作明确规定，理论界和司法部门对此主要有五种不同主张（１）为折算说或折抵说；（２）为吸收说；（３）为分别执行说；（４）为按此例分别执行部分刑期说；（５）有限制酌情（或酌量）分别执行说。 诸上观点均有一定法理根据，但各种皆有其利弊得失。折算说，使不同种有期自由刑贯彻限制加重原则成为可能，但是混淆了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在性质剥夺自由的程度，执行等方面的区别 有将轻刑升格重刑之嫌 且不具有普适性。而吸收说简便易行，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但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极易导致重罪轻罚，客观上轻纵甚至鼓励已犯重罪之行为人多犯轻罪，不利于刑法之预防目的的实现。再则，分别执行说注意到了不同种有期刑之间的严格界限，但是分别执行说有违限制加重原则的规律与一个犯罪人只能决定执行一中主刑的规则。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诸上观点各有利弊，但总体弊大与利，不具有普适性。在笔者看来，对于不同种自由刑并罚可以引入“自由刑的易科” 规则处理。把不同种自由刑在并罚中不可兼容性转化为异种刑罚（罚金刑与自由刑）可直接按《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施以并科。具体按照以下规则办理：在各不同种自由刑中，优先将较轻的自由刑相抵罚金予以确定所应执行之刑罚，而后将折抵后的罚金刑与尚未折抵之较重的自由刑刑罚按照并科原则适用数罪并罚。笔者认为运用刑罚的异科处理可以避免诸上各种理论之不足:较之折抵说,其避免了重刑主义之嫌，符合刑罚谦抑性之基本价值取向。与吸收说相较，按自由刑的异科处理虽然将较重的自由刑转化为较轻的罚金刑 ，但是其适用的并科原则给以利益之平衡是有罪必罚符合传统的正当性根据。同时，因为较轻之自由刑以转化为罚金刑（附加刑）处罚，就避免了分别执行说的处以数种主刑之尴尬。行文至此则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自由刑和财产刑能折算吗？基于上文分析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并且在司法上也是可以处理的 。不仅如此，通过比较刑罚研究，德国刑法典第五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如果中和刑法是自由刑形成的，那么，在确定单个刑法的合计数时一个日额相当于一个的自由刑”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自由刑于罚金刑不仅可以合并执行，而且二者可以相互换算。[13]356
对数罪判处的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刑罚引入“自由刑的易科”仍有不足。其对于前罪是较重之自由刑刑罚,漏罪是较轻之自由刑刑罚当然适用。刑罚的效益随着漏罪与前罪刑罚的严厉性程度差异之增大而递增，亦即刑罚的边际效益随着漏罪与前罪刑罚的严厉性程度差异之增大而加快递增。但是若前罪是较轻之自由刑刑罚，漏罪是较重之自由刑刑罚则刑罚效益和边际效应曲线则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笔者讨论的是对于前罪刑罚已执行完毕，又发现漏罪的适用数罪并罚,故易科折算只能是针对漏罪而言，若前罪较轻而后罪较重，如若适用易科将漏罪转化为附加刑并科，则不符合其意定条件，将对犯罪分子轻纵甚至鼓励犯罪之行为人继续犯罪，带有明显以罚代罪的性质,极度违背了刑法的社会正义性要求。与此同时刑罚的预防性效果亦未达到,刑罚的边际效益在当漏罪与前罪刑罚的严厉性程度相等时即达到零,即此时刑法无任何效益可言。随着漏罪与前罪刑罚的严厉性程度差异之增大而加快递减 。故前罪是较轻之自由刑刑罚，漏罪是较重之自由刑刑罚则不能适用“自由刑的易科”规则。唯此情景则可考虑限制酌情（酌量）分别执行原理。
最高院关于刑满释放后再犯罪并发现漏罪的处理给出了司法建议。该种情况实为笔者所讨论情况的一种特殊情形。认为如果漏罪与新罪属于不同种的罪行,即应对漏罪与刑满释放后又犯的新罪分别量刑，并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如果漏罪与新罪属于同种的罪行,可以判处一罪从重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1]428～429笔者认为该建议未有注意到前罪判决宣告以前之漏罪与在前罪刑罚执行期间犯有且未发现之漏罪,二者在性质上的差别。混淆皆以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为准据。忽视了被执行刑罚之前罪。笔者认为应该运用《刑法》第七十、七十一条对待前罪与漏罪,最后的结果再与新罪按《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数罪并罚处理。如此，对于判决宣告前之漏罪与刑罚执行期间所犯且未发现之漏罪区别对待，清晰了此二者的性质差异。且无论新罪与漏罪属同种或异种罪行皆适用数罪并罚，应当是妥当的。该漏罪本属原刑事诉讼应处理之对象，而新罪则另属一诉讼程序。通常认为连续犯为处断的一罪，其前提是本应属同一诉讼中，而以上二罪本分属不同之诉讼程序,它们被放在一起处理完全是出于刑事政策考量，若是从一处罚则必然忽略前罪,难以从整体上把握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程度。另外从司法量刑的角度上考量从一加重处理后上视为一罪,此一罪是否应当按照累犯制度予以从重处罚便是值得商榷了。
综上所述，拙见就是，刑罚执行完毕又发现漏罪，应当追诉，但区分裁判宣告前、刑罚执行期间过失所犯与故意所犯之漏罪之情况不同而处理有异。
参考文献
[1]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4]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时延安，《数罪并罚之比较研究》http://xingfa.lawtime.cn/ xfsjshzuibf/2006081522401.htm，2007年2月26日访问
[7]陈鸿杰，《发现漏罪之并罚方法探微》，http://xb.hbvtc.edu. Cn/050120.htm，2007年3月9日访问
[8]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杨春洗?杨敦先、郭自力，《中国刑法论（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张明楷，《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版
[11][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四十七章版）》，黄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12][日]大?V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3]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版
[14]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