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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监所检察工作的思考

徐凤林


　　近日，笔者随人大政法审议组对检察院监所检察工作进行了检查。通过召开座谈会，征求对监所检察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听取监所检察工作汇报，对一个时期以来的监所检察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结论如下：
一、基本情况
几年来，检察院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认真履行监所检察职责，积极探索社区矫正新模式，驻所检察规范到位，监外检察创新有效，为维护监所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健全制度 ，确保监所管理安全规范。
一是针对监所检察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将监所检察工作重心前移，加强制度建设，堵塞漏洞。建立了检查监督体系，采取单独检查与联合检查相结合、重点检查与常规检查相结合的方法，及时检查纠正不安全隐患，加强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各敏感期的检查。 二 是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与市法院、公安局联合签发了《预防超期羁押办法》，建立驻所检察室与看守所工作联系制度及联席会议制度，经过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基本实现了案件无超期羁押。三是建立驻所谈话制度，了解在押人员的思想动态、所内秩序、有无违法违纪情况、公安机关的监管情况和看守所提请的减刑和假释以及监外执行是否合法等。四是建立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办法，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取得实效。
（二）强化措施，维护被监管人员合法权益。
一是以清理纠正超期羁押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开展对在押人员“问卷调查”活动，对监所的接见餐厅收费、伙食质量和医疗条件等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三是畅通申诉控告渠道，在监管场所设有举报箱， 对申诉控告案件认真组织复查 。四是认真落实监所检察“四个办法”规定，深入监区对在押人员的学习、生活场所进行安全检查，督促看守所、武警中队认真做好监管安全防范工作，节假日等特殊时期，主管检察长亲自带队深入看守所各监室的安全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意见，排除了不安全因素，保证了监管人员的人身安全。
（三）加强配合，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
一是对监外交付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检察，促进交付执行各个环节有效衔接。采取与社区矫正机构定期核对人数的方法，有效地防止了因法律文书不送达或在各环节上没有及时交付而出现脱节现象的发生。二是在交付执行上，针对社区矫正对象有时不到派出所和司法所报到的情况，建议法院采取书面告知书等形式，落实其到派出所和司法所的报到制度，从源头抓好交付工作，保证将矫正对象相关法律文书及时移送至罪犯居住地公安机关及司法局社区矫正办公室。三是制定了定期联席会议制度，通报和解决监外执行工作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促进监外执行工作良性发展。
（四）夯实基础，提高检察监督水平。
一是以监控网络化带动监督规范化，开发监所检察网络信息管理系统软件，把监所检察监督的每一环节纳入网络化管理，在全省率先实现了驻所检察室与看守所联网，提高了监督效率和水平。二是开展“二级规范化检察室”创建达标活动，努力推动刑罚执行监督的规范化建设，使监所检察室履行职责的水平和效率均有明显提高。三是针对看守所监控设备存储时间较短等问题，更新录相设备硬盘，增加了硬盘录像数据的存储时间，保证监控设备的正常使用。四是针对看守所对手机屏蔽存在屏蔽范围小，有些位置屏蔽失灵等问题，及时提出安装有效屏蔽设备的建议，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二、存在问题
一是依法监督纠正违法的力度还要加大，监所检察理论研究还很薄弱，监督意识还需进一步加强。
二是社区矫正工作尚未立法，监外检察方式仍在完善和探索中，各部门整体联动机制尚未建立，监督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
三是监督形式单一、办法还不够灵活有效，监所检察队伍的素质仍需提高 ，监督能力还需进一步增强。
三、建议
（一）强化监督意识，进一步提高对监所检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新要求，深刻认识监所检察和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全面履行监所检察职能，敢于监督，勤于监督，善于监督。要深刻理解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和社区矫正工作二者之间的关系，加大监所检察理论研究力度，指导监所检察工作向纵深开展。要广泛宣传社区矫正工作的重大意义，让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具体工作内容，积极配合、共同参与此项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出浓厚的帮教氛围，为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二）严格依法监督，进一步增强监所检察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
要认真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和监所检察“四个办法”，把经常性监督与集中检查监督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监所检察工作。要加强刑罚执行监督力度，不断强化对刑罚变更执行各环节的监督，确保刑罚执行的严肃性；要加强监管活动的检察监督，指导看守所干警开展经常性的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活动，使干警做到严格执法，文明管理；要建立检察官与被监管人沟通机制，畅通被监管人投诉渠道，严厉打击“牢头狱霸”，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质量，维护正常的监管秩序，确保监管场所管理规范、执法文明、安全卫生。
（三）创新工作方式，进一步提高监所检察工作水平。
要按照高检院《关于加强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意见》的要求，开展派驻检察室规范化建设，夯实监所检察工作基础，确保监所安全无事故。要积极探索适应社区矫正特点的检察方式，强化减刑、保外就医等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创新工作举措，防止脱管、漏管情况的发生。要把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与监所检察工作相结合，扩大案源，加大职务犯罪案件查处力度。要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努力探索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与新时期检察工作的结合点，在社区矫正、刑罚变更执行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方面进行探索创新，为我市社区矫正工作闯出一条新路。
（四） 实施“人才强检”战略，进一步加强监所检察官队伍建设 。
要以“三个至上”指导思想为统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检察文化，倡导公平正义，端正执法态度，增强对检察事业的崇高使命感和荣誉感。要大力实施“人才强检”战略，不断优化监所检察官队伍结构，深入开展检察官职业化建设，强化对监所检察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业务能力，规范执法行为，适应新形势监所检察工作的需要。要加大经费投入，不断改善监所基础设施和监管安全设备，消除监所不安全隐患，为监所检察工作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我国现行刑法修正案八施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为人民法院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为构建我国特色社会主要法律体系,推进我国社会法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伴随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成文法典固有的滞后性局限在我国现阶段表现得较为突出，严重阻碍了人民法院刑事司法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在此,笔者根据刑法“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并重”的原则,结合多年基层刑事审判经验,对现行刑法的修改提出若干建议,以便为立法或出台司法解释提供参考。

　　一、　飞车抢夺的入罪标准问题探讨

　　近年来，笔者所在单位受理的抢夺刑事案件居高不下，而以飞车抢夺的方式夺取他人财物的案件比例在不断上升，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给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为顺应刑事打击需要，司法部门应当对现行飞车抢夺刑事案件入罪标准作出相应调整。

　　关于抢夺罪，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明确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数据显示，在人民法院审理的抢夺案件中，相当一部分的行为人通过飞车抢夺的方式对被害人强拉硬拽、强夺豪取，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在抢夺过程中导致被害人跌倒甚至受伤，类似飞车抢夺的行为对被害人心理或生理上造成极大伤害，其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的恶劣程度丝毫不亚于扒窃、入户盗窃等行为。在入罪标准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即飞车抢夺需要夺取他人钱财价值人民币五百元以上才构成犯罪，否则不以犯罪论处。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可以看出，飞车抢夺只是作为一个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而自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户盗窃纳入盗窃的范围，且对扒窃、入户盗窃入罪并没有设置相应的入罪起点，而对于抢夺罪，当然包括飞车抢夺与扒窃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后果、犯罪手段恶劣性角度相比，笔者认为前者有之过而无不及，导致飞车抢夺的入刑标准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符，因此，笔者建议，参照将扒窃入罪的做法，将飞车抢夺作为抢夺罪的一种情形纳入抢夺的定罪标准，以逐渐满足日益增多的飞车抢夺现象的打击需求，不断加大侵财案件打击力度，充分保障公私财产不受不法侵害。

　　二、　容留卖淫罪的量刑问题探讨

　　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情节严重的，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形（一）多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而根据其第九条第（二）项规定，对“多人”应该是这样理解：‘多人’和‘多次’的‘多’，是指‘三人’以上的数（含本数）”。

　　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三人或三次以上属情节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现行刑法对于该条罪状制定了相对比较宽泛的量刑幅度，为司法实践中不同情节的具体量刑带来了困难，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根据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三人或三次以上属“情节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司法实践中，人数或次数，成为量刑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审判人员按此标准比照量刑，量刑时弹性过大，标准难以统一。

　　（二）犯罪方式的不一致，导致社会危害程度、犯罪后果差别明显，在笔者所在法院审理的案件过程中，有的被告人是在泛化地带以开美容院、发廊等营业形式，容留他人卖淫，有的是在农村偏僻区域利用住房或租房容留他人卖淫，有的一次收费数十、上百元，有的一次收费二、三元，从这些角度来说，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后果是有明显区别的。但由于“犯罪情节严重”包括“三人或三次以上”应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硬性规定存在，审判人员很难将将类似情节纳入量刑范畴，将刑罚量化，最终导致裁判统一性无法实现。

　　为进一步适应社会法治发展，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可以参照其他罪状从刑法条文入手，将该条罪状量刑分成逐渐递增的三个量刑档次，比如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修正为：“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其次，笔者认为，对“情节严重”中的应做如下解释，多人或多次应当是“五人”或“五次”以上，以使罪与非罪的界限较为清晰，量刑较为合理和科学，并将作案手段、犯罪后果和社会影响，是否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等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最后，笔者认为，刑事司法要认真领会刑罚谦抑性，严格贯彻罪刑均衡原则，使得刑法第十三条“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的规定得到全面贯彻，综合考虑社会危害性和行为后果，明确“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中属于治安处罚范畴的行为，防止刑罚滥用。

　　（作者单位：广西平南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