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民政府批转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实施办法的通知
福建省人民政府
福建省人民政府批转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实施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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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地区行政公署，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学校：
省政府同意省财政厅制定的《福建省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实施办法》，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企业财务行为，加强企业财务管理，保障所有者权益，根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意见的通知》（国发〔1997〕9号），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财务监督实行外部财务监督与内部财务约束相结合的办法。企业外部财务监督由企业主管财政机关负责。内部财务约束由企业财务部门直接负责，重大财务决策必须报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董事会审议决定。
第三条 各级主管财政机关可以依据《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向企业监事会派出监事，会同监事会中的其他监事开展监督工作，履行监事职责，并根据国家统一部署进行向企业委派财会人员试点。
第四条 各级主管财政机关可以根据企业对本实施办法和国家有关财经法规的执行情况，向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企业负责人的解聘和奖惩建议，并作为企业经营班子考核的重要依据。
第五条 各级主管财政机关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指导企业制定内部管理办法，完善包括厂长（经理）、财务负责人以及财务部门和其他职能部门在内的企业内部监督管理责任制。
第六条 企业应自觉接受各级主管财政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完整的财务帐目、凭证、报表和相关资料，不得拒绝、隐匿、谎报。对本实施办法和企业财务制度中要求企业备案或审批的重要财务事项，必须严格履行手续，及时向主管财政机关备案或报批。
第二章 消费性资金使用的监督
第七条 企业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计提工资总额，列入成本费用。工效挂钩企业按有关部门核定的工效挂钩方案计提；非工效挂钩企业按有关部门核定的工资总额计划提取。工效挂钩企业发放的工资总额不得超过按工资挂钩方案提取的工资总额和企业以前年度工资结余；非工效挂
钩企业发放的工资总额不得超过核定的工资总额计划。
企业经营者工资应按照《福建省国有企业经营者工资收入暂行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建立工资收入报告制度，不得自行决定或提高收入水平。
第八条 企业购建职工活动中心、宾馆、招待所等非生产性设施，应编制项目概算，报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董事会批准，并按基本建设程序审批。
第九条 企业购建职工住宅，不得挤占生产经营资金，不得用公款为职工超标装修住房。企业安排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不得超过企业住房基金的总额。
第十条 企业购置小轿车要与企业的规模和盈利水平相适应，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亏损企业以及欠交税费、欠发职工工资和职工医药费的企业，不得购置小轿车。
第十一条 企业的业务招待费应在财务制度规定的控制比例内，本着“需要、合理、节约”的原则，于年初编制费用计划，提交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并严格按计划执行不得超支。凡业务招待费超支的企业，其超过部分从企业工资结余中列支，没有工资结余的从下年度业务招待费中抵扣
。
第三章 对外投资的监督
第十二条 企业对外投资要做好有财务部门参与的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建立严格的决策程序和审批制度，投资项目经企业领导集体讨论通过，对外投资项目占净资产10％以上的须报职工代表大会或董事会审批，并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
第十三条 除国家有特殊规定外，企业对外投资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50％。技术改造任务重或生产经营资金不足，以及对外投资报酬率预计达不到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的，不得对外投资。
第十四条 企业对外投资必须编制投资损益明细表，详细反映企业各项对外投资取得的收益或发生的损失。连续三年没有达到预期效益或低于本企业资金利润率的，主要决策者必须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董事会及主管财政机关做出书面汇报。
第十五条 企业以前年度安排的对外投资要进行清理，并建立跟踪反馈制度，对重大对外投资损失，要及时查明原因，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六条 企业对外投资必须严格按成本法或权益法核算。对拥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子公司控制权的母公司应当编制合并会计报表，并报主管财政机关。
第四章 成本费用的监督
第十七条 企业“递延资产”应按财务规定的项目进行列示，分期处理。对确需转入递延资产的有关费用支出，必须将新增项目的名称、金额、摊销计划报经主管财政机关批准，否则，不得列入递延资产。各级主管财政机关应对企业递延资产的分期摊销计划和实际处理情况进行监督，
对违反规定计入递延资产的不合理的费用开支项目以及未按批准计划摊销的，应及时予以调整。企业的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必须严格按现行财务制度的规定进行核算。
第十八条 企业各类在建工程项目，应进行全面清查，已经完工的应及时交付使用并办理竣工决算手续。已经交付使用但没有办理竣工验收的已完工程项目，应按暂估价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并按规定提取折旧，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竣工决算数调整固定资产原价及已提折旧。已经整
体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不论是否办理竣工决算手续，一律按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管理核算，其借款利息和汇兑损益，必须按规定计入财务费用，不得计入在建工程成本，也不得转入待摊费用和递延资产。
第十九条 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折旧方法、固定资产净残值率，存货领用或发出方法，坏帐准备金的提取比例等，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必须在年度终止前提出变更申请，并说明变更的原因和理由，报主管财政机关审批后执行。
第五章 资产处置的监督
第二十条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损失包括盘亏、毁损、报废等应填列具体事项、损失原因及金额，按以下审批权限报经批准后核销；资产损失金额扣除责任人及保险公司赔偿后的余额，大型企业单项损失在20万元以下或年度内累计损失在100万元以下的
，中小型企业单项损失在5万元以下或年度内累计损失在20万元以下的，经企业有关部门审核财务部门审查，报企业法定代表人审批后按财务制度的规定自行核销，并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大型企业单项损失在20万元以上或年度内累计损失在100万元以上的，中小型企业单项损失在
5万元以上或年度内累计损失在20万元以上的，由企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主管财政机关审批核销。
第二十一条 企业发生被盗贪污等财产损失，应按司法机关结案材料和具体损失情况进行认真审查，并报主管财政机关审批。未经主管财政机关审批的，企业不得自行处理。
第二十二条 企业坏帐损失的处理必须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包括催收记录、中介机构的报告等），取得确凿证据。对债务人死亡或破产造成的坏帐损失，在取得债务人死亡或破产以其遗产或者破产财产进行清偿的法律文件后，由企业按现行财务制度自行处理，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对
超过三年以上确实不能收回的应收帐款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主管财政机关审批。对因管理不善、人员渎职造成损失的，企业及主管部门应追究有关人员的经济和行政责任。
第二十三条 凡涉及企业财产的转移和产权变动，如公司制改造、中外合资合作及其他对外投资中的财产转移，以及兼并、分立、转让、出售拍卖等，需按现行规定程序进行资产评估，并报主管财政机关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
第二十四条 企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为其他企业单位进行担保，必须坚持自愿和法人负责的原则，并由企业财务部门和法律顾问室审查被担保单位的偿债能力与信用程度。企业对外提供担保应建立备查帐，并明确规定担保期限。国有企业为非国有企业担保，必须报主管部门审批。企业
对外担保发生的损失应先转作其他应收款处理，并制定催收计划，督促被担保单位赔偿损失；对确实无法追回的担保损失，应比照坏帐损失的鉴定审核程序进行处理。
第二十五条 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应坚持往来货款结算制度。对符合规定采取“以物抵款”、“以货抵款”的，企业应作为销售处理，依法纳税，并据此进行财务核算。对采用“以物易物”的，买卖双方应按国家规定进行财务处理，其中易出物按同类货物的市场价格转作销售收入，依
法纳税；易进物作为企业购入有关资产处理。
第六章 企业与关联企业间经营往来的监督
第二十六条 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债权、债务、收入和费用以及管理机构和人员要坚持分帐管理、独立核算。企业对关联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成果，要建立必要的报表报告制度。
第二十七条 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进行原材料供应、商品销售、劳务提供等活动时，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支付价款、费用，不得自行提高原材料进价、压低商品销售价格。
第二十八条 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占用，要坚持有偿使用原则，资金占用费率不得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第七章 利润分配的监督
第二十九条 企业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之后，应按主管财政机关的规定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和公益金，但提取的公益金不得大于企业提取的盈余公积金。
第三十条 企业提取的公益金应主要用于企业集体福利设施建设，不得和企业应付福利费混同使用或用于其他消费性支出。企业亏损或实现利润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不得提取公益金。
第三十一条 企业以前年度的明亏、潜亏、挂帐损失，需要核销盈余公积金、资本公积金以及实收资本的，必须报主管财政机关批准。
第三十二条 企业用公积金转增资本金以及未分配利润的分配，必须报主管财政机关批准。
第八章 财务报告的监督
第三十三条 企业应按国家规定的要求编制财务报告，有关重大事项必须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予以披露。
第三十四条 企业年度决算报表必须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在规定的时间内连同注册会计师的查帐报告一并报送主管财政机关。主管财政机关在审批企业年度决算时应以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为依据，但不得以注册会计师审计代替报表审批。
第三十五条 对已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企业年度决算报表，主管财政机关有权对企业决算报表的真实合法性进行抽查。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国有企业、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出资额所占比例超过50％或实质上拥有控制权的公司制企业，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合作制企业比照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由福建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实施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1998年8月25日
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从人身危险性到需要差异性
——试从人类学视角观察
宋立军
内容摘要：
行刑个别化的根据是什么？这是行刑个别化理论与实践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依传统观念，人身危险性是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但是，近年来这一观点受到一定的质疑。特别是不能将人身危险性作为行刑个别化唯一的根据的观点，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取得共识。人们不得不寻求一个相对科学并能涵盖包括人身危险性在内的行刑个别化根据说。在综合分析各种行刑个别化根据说的基础上，结合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本文作者认为“需要差异性”可以成为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人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需要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可以从个体、社会和监狱三方表现出来，并决定着行刑个别化的方向和任务。行刑个别化的重要任务就是努力满足差异性需要，特别是满足罪犯个体差异性需要。
关键词：行刑个别化 需要差异性 文化
行刑个别化是刑罚个别化的具体内容之一。一般认为，刑罚个别化原则由德国学者瓦尔伯格率先于1869 年提出，随后法国学者雷蒙•萨雷伊(Raymond Saleilles) 于1898 年在其所著《刑罚个别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刑罚个别化的理论，并将其“区分为法律上的个别化、司法上的个别化和行政上的个别化。” [1]500换句话说，刑罚的个别化包含三重内容：立法个别化、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对于刑罚个别化赞成者有之，代表人物如翟中东先生；[2]对刑罚个别化持否定态度的有之，代表人物如邱兴隆先生。[3]
行刑个别化的问题，在我国也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关注。本文试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行刑个别化根据进行重新审视和解剖。
一、“人身危险性根据说”的反思
（一）行刑个别化的概念
目前，对于行刑个别化的概念界定很不成熟，大体有以下几种表述：
1、行刑个别化，是指监狱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确认的一项行刑活动原则，即监狱为了获得预期的行刑司法效果，基于罪犯人身危险性、主观构成样态和改造难易程度的不同，对罪犯因人施教、对症下药，施予不同程度、内容、方法和时间的改造。[4]
2、行刑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当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及再犯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会的需要而给予个别处遇。[5]
3、行刑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出于个别预防的目的，根据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处遇措施。[6]
在这些概念中，“人身危险性”是个关键词。也就是说几乎都将行刑个别化的根据确定为人身危险性。
（二）人身危险性根据说的合理因素
刑罚个别化的根据是人身危险性普遍为目前理论界所公认。行刑个别化的根据在于人身危险性，这是由刑罚个别化的根据乃人身危险性这一论断自然推导出的结论。
从报复刑到严格的罪刑法定，再到近代刑罚个别化，这无疑是刑罚理论的重大进步。一般认为，刑罚个别性根据是人身危险性。对此，对刑罚个别化有专门研究的翟中东先生曾对此进行总结和归纳：
龙勃罗梭是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尽管龙勃罗梭在他的名著《犯罪人论》中并未明确提出刑罚个别化，但是其对刑罚制定与适用的基本主张充分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思想。他主张对不同的犯罪人应当采取不同的刑事对策。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也认为决定犯罪的原因除了人类学因素，还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但是他显然非常重视犯罪的人类因素。菲利明确将刑罚的个别化的出发点定在预防犯罪上，即从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出发，根据预防犯罪的需要适用刑罚。而与龙勃罗梭和菲利同被公认为现代犯罪学的创始人的加罗法洛则主张，刑罚应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一致。加罗法洛是自然犯罪的提出者。所谓自然犯罪，是相对于法律上的犯罪概念而言的，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独立于某个时代、环境和立法者观点之外的犯罪。根据加罗法洛的理论，“自然倾向”应当理解为行为人丧失怜悯与道德情感的程度，即人身危险性。在加罗法洛的理论中，刑罚的方式包括绝对消除、相对消除与赔偿。实现绝对消除的方式是死刑；实现相对消除的方式有放逐到孤岛、终身拘留在海外惩戒营、不确定期限地拘留在海外惩戒营、不确定期限地监禁在收容所、强制在公共企业中劳动。对“不法行为者犯罪的自然倾向”的把握离不开对犯罪人的分类。加罗法洛对犯罪人进行了分类：他将犯罪人分为谋杀犯、暴力犯、缺乏正直感的罪犯、色情犯等。将暴力犯分为杀人犯、严重侵犯人身或道德的罪犯、少年犯、仅缺乏道德修养或约束的罪犯；将缺乏正直感的罪犯分为天生的和习惯性的罪犯以及非习惯性的罪犯。在他的《犯罪学》一书中，他提出合理的刑罚体系的构想：对谋杀犯适用死刑；对天性倾向杀戮的暴力犯和习惯性的盗贼要放逐于孤岛；对习惯性的盗贼或职业盗贼应当适用终身拘留；对属于累犯但不是职业犯的盗贼与伪造者、属于暴力犯的危险犯和色情犯，可以适用不确定期限的拘留；对于因游手好闲、无感情、流浪而犯罪的非累犯，可以强制其劳动。对于不是前述的有支付能力的非危险性的暴力犯与非累犯，可以判决其强制赔偿。[7] 43-44
翟中东先生通过回顾，指出刑罚个别化的人身危险根据说的历史由来。一些人顺着他的思路撰文指出： “从行刑上说，人身危险性的意义更具有直接现实性。行刑的目的在于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行刑机关要全面贯彻教育改造的刑罚方针，要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施以个别化的处罚方式，不仅要考虑犯罪前、中、后的表现，尤其要考虑犯罪人的素质特性，力争使其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再实施犯罪行为。”[8]
（三）非“人身危险性根据说”
1、“人身危险性”不是行刑个别化的唯一根据，要从法学和事实两个层面去把握。
尽管翟中东先生在刑罚个别化上基本持“人身危险性根据说”，但他并未因此将人身危险性作为行刑个别化的根据。他在《刑罚个别化研究》一书中说，这种观点值得反思。他指出：不定期刑的发展与衰落历程表明，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执行的根据是可以的，但是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执行的惟一根据则是不正确的。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执行的惟一根据，意味着刑罚执行必须根据人身危险性进行，而且只能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这样，刑罚执行，乃至刑罚本身，决定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其结果是使刑罚与犯罪、责任脱离，损害刑罚正义。那么什么是行刑个别化的根据呢？他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把握：一是法学层面上的根据。法学层面上的刑罚执行个别化的根据是哲学层面上的刑罚个别化根据的具体化，是对刑罚报应需要与预防需要的展开。从法学层面看，刑罚执行个别化的根据主要是惩戒犯罪者、改造犯罪人、剥夺犯罪人的犯罪能力、促使犯罪人适应社会等方面的需要。惩罚犯罪者体现刑罚的报应需要，而矫正犯罪人、剥夺犯罪人犯罪能力、促使犯罪人适应社会等体现了预防犯罪的需要。二是事实层面上的根据。由于刑罚执行个别化事实层面上的根据是刑罚执行个别化法学层面上的根据的扩展，所以能够体现惩戒罪犯需要、体现改造罪犯需要、剥夺罪犯犯罪能力需要、促进罪犯适应社会需要的事实都可以成为刑罚执行个别化事实层面上的根据。事实层面上刑罚执行个别化的根据包括：犯罪人所判刑罚及执行期限、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的表现、犯罪方法及犯罪对象等体现其可责性的事实、犯罪性质、犯罪人的年龄、性别、犯罪人人格情况等。[9] 175-176.198-199因而，他将行刑个别化作了如下界定：“所谓刑罚执行个别化，就是指在刑罚执行机关刑罚执行中考虑罪犯所犯罪行应受责难的情况与预防其再犯罪的需要情况，以促进刑罚执行实现刑罚目的。一方面，刑罚执行个别化指刑罚执行考虑罪犯所犯罪行应受谴责的情况，另一方面，指考虑预防其再犯罪的需要情况，如罪犯的犯罪史、罪犯在监狱中的现实表现、罪犯出监再犯的可能情况等等。刑罚执行个别化是刑罚裁判个别化的延伸。”[10]164
2、“人身危险性”不是行刑个别化的唯一根据，个别公正和个别预防共同构成行刑个别化的根据。
该观点认为：“按照个别公正的要求，刑罚应该考虑犯罪人的意志能力和犯罪原因，不能依据一般大众的标准来衡量具体犯罪人的意志水平，也不能忽视犯罪原因对犯罪人犯罪的影响程度，更不能从预防的角度加大犯罪人应该承受的刑罚分量。按照个别预防的要求，刑罚应对犯罪人的再犯能力做出综合评估，并据此适用相应的刑罚，以达到防止再犯并防卫社会的目的。但个别预防也不能无限制，仅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为基础的个别预防必然导致刑罚的滥用，侵犯犯罪人的权利，同时也会使一般民众对刑罚产生不安全感。因此，个别预防作为一种社会需求，它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集中表现为社会需求不能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这种承受能力对刑罚来说，就是价值设定的界限。如果社会对刑罚的功利需求超出了人们对刑罚的价值期盼和信仰，必然导致人们对刑罚信心的崩溃，从而危害刑罚的根基。因此，可以说，个别预防虽然是有效的，对社会是有利的，但也不能脱离价值的限制和要求，必须以个别公正为基础。”[11]
3、“人身危险性根据说”的其他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