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第16号
《贵阳市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已经2005年8月3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 袁 周
二○○五年八月十日
贵阳市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类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及其职工的生育保险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区、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生育保险工作。
市、区、县（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生育保险业务。
财政、审计、卫生、物价、食品药品监督、人口与计划生育等行政部门以及工会、妇联，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生育保险管理工作。
第四条 生育保险实行市级统筹，生育保险费由市、区、县（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分级征缴，生育保险基金由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集中管理。
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按属地关系，办理市及市以上用人单位和市级省属垂直管理机关事业单位的生育保险参保登记、申报缴费、费用征集。负责市参保职工定额包干医疗费用支付和纳入市级结算的生育住院医疗费用的结算工作。
区、县（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办理区、县（市）属用人单位和区、县（市）级省属垂直管理机关事业单位的生育保险参保登记、申报缴费、费用征集。负责本级参保职工定额包干医疗费用支付和未纳入市级结算的生育住院医疗费用的结算工作。
第二章 生育保险基金
第五条 生育保险基金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统一筹集。
第六条 生育保险基金由下列资金构成：
(一)用人单位缴纳的生育保险费；
(二)生育保险基金的利息收入；
(三)生育保险费滞纳金；
(四)依法纳入生育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
第七条 用人单位以本单位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按07％于每月10日前缴纳生育保险费。
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用人单位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总额，按本单位每一个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之和计算。本单位职工个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低于上一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按照上一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计算；高于上一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00％以上的，按照上一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３00％计算。
第八条 用人单位缴纳生育保险费的缴费比例，根据本市经济发展和生育保险基金收支情况，依法适时调整并予以公布。
第九条 生育保险基金用于下列支出：
(一)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
(二)女职工政策内妊娠自然流产医疗费用；
(三)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用。
第十条 生育保险基金不支付下列费用：
(一)违反国家和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生育的医疗费用；
(二)不属于生育保险医疗服务范围的医疗费用；
(三)参保职工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期间，因医疗事故增加的医疗费用；
(四)胚胎移植的费用；
(五)新生儿的费用；
(六)按照国家、省、市规定应当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第十一条 生育保险基金的财务管理，按照国家《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市劳动保障、市财政、市审计等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对生育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第三章 生育保险待遇
第十二条 从用人单位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的次月起，其参保职工按本办法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参保后不按时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的，视为中断缴费。从中断缴费次月起停止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参保职工的生育保险待遇。
中断缴费期间其参保职工的生育保险待遇由参保单位支付。参保单位足额缴纳中断缴费期间欠缴的生育保险费后次日起，其参保职工方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中断缴费期间由参保单位支付的生育保险待遇，生育保险基金不给予补偿。
第十三条 参保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用人单位依照本办法参加生育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的；
(二)符合国家和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的。
第十四条 女职工在生育和终止妊娠期间，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享受产假。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由用人单位按规定支付。
第十五条 参保职工产前检查医疗费用实行定额包干，每例按500元标准支付，超过支付标准部分，由个人负担。门诊流产手术（含人工、药物和钳夹术）和门诊计划生育手术费用实行限额支付，每例最高支付限额500元，低于最高限额发生的费用具实支付，高于最高限额的部分，由个人负担。
第十六条 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医疗费用以及计划生育手术门诊费用的定额包干标准，可以根据本市经济发展和生育保险基金收支情况，适时调整并予以公布。
第十七条 参保人员下列符合本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项目规定的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全额支付：
（一）分娩住院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及并发症医疗费用；
（二）计划生育手术住院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及并发症医疗费用。
第十八条 参保职工的配偶无工作单位的，其符合国家和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的住院费用，按照本市参保职工上年平均生育医疗费用或者平均计划生育手术费用的50％，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其符合国家和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产前检查费用、门诊流产手术（含人工、药物和钳夹术）和门诊计划生育手术费用，按本办法第十五条支付规定的50％，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
第十九条 定额包干的医疗费用，先由本人垫付，在女职工生产、流产术后或者男职工计划生育门诊手术后，由参保单位经办人到其参加生育保险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并提交下列证明：
(一)当地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
(二)协议医疗服务机构出具的产前门诊检查及治疗报告单或者流产证明；
(三)收费凭证。
第二十条 按照本办法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参保职工，不再享受《贵阳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规定的计划生育手术待遇以及其他费用支付的生育医疗待遇。
第四章 医疗服务管理
第二十一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为参保单位和职工建立缴费记录。
第二十二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收到参保单位申领定额包干的医疗费用以及因急诊、急救参保职工在非协议医疗服务机构进行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和施行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用的相关资料，对于符合条件的，应当在25日内审核结算完毕；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在25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三条 生育保险医疗服务实行协议医疗机构管理。签订协议的医疗机构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以下简称协议医疗服务机构），按本办法规定为参保职工提供生育保险医疗服务。
第二十四条 生育保险医疗服务范围暂按贵州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参保职工到协议医疗服务机构生育、流产、引产或作计划生育手术时，应当提供计划生育证明、社会保障卡等有关证明及证件，协议医疗服务机构应当认真核实。
第二十六条 参保职工可以自行选择协议医疗服务机构进行产前检查、住院分娩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协议医疗服务机构应严格执行贵州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等有关规定，合理检查、治疗、用药。使用贵州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以外的项目，应征得参保职工或其家属签字同意，费用由个人负担。
第二十七条 在急诊、急救情况下，参保职工在非协议医疗服务机构进行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和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第二十八条 生育、计划生育手术住院医疗费用，由协议医疗服务机构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结算手续。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九条 参保单位不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出催缴通知，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欠缴数额2‰的滞纳金。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生育保险医疗费用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追回骗取的资金。情节严重的，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对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减免用人单位应缴生育保险费的；
(二)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致使生育保险基金流失的；
(三)截留、侵占、挪用、贪污生育保险基金的；
(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协议医疗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警告，造成生育保险基金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终止与协议医疗服务机构的生育保险服务协议：
(一)将未参加生育保险人员医疗费用列入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的；
(二)将不属于生育保险支付的费用列入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的；
(三)出具虚假证明或虚假收费凭证的；
(四)违反医疗、药品、价格等管理规定的；
(五)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参加生育保险用人单位的退休人员，符合国家和省人口与计划生育规定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的，其生育保险待遇参照本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
关于《贵阳市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
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
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生育保险是促进计划生育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对怀孕、分娩以及施行计划生育手术职工给予生活保障和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政策。为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均衡用人单位生育费用负担，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结合实际制定《贵阳市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必要的。
二、制定的依据及过程
制定本《办法》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贵州省职工生育保险工作实施意见》等。
制定过程：市政府将《贵阳市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列入了2005年的立法计划，并将其作为今年考核的十件实事之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进行了相关数据的测算，同时对部分省、市开展生育保险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在此基础上，草拟了《贵阳市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之后多次征求并吸纳了省劳动保障厅、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以及部分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同时借鉴了北京、上海、江西、南京、杭州、大连、青岛、镇江等省、市的做法和经验，反复修改，形成了送审稿。经市政府法制办认真地审查、修改，形成了本《办法》草案送审，并经2005年8月3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三、有关问题的说明
（一）关于适用范围问题
企业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生育保险制度虽然在建立时间上有先有后，但其项目和待遇水平基本上是一致的。1994年，原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将生育保险的管理模式由用人单位管理逐步转变为由各地社会保险机构负责管理，实行社会统筹。《贵州省职工生育保险工作实施意见》规定：生育保险覆盖所有城镇从业人员。起步阶段，应将医疗保险参保单位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统筹覆盖范围。因此，本《办法》明确适用范围在省规定的范围以内，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镇用人单位，包括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参加生育保险用人单位的退休人员，符合国家和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的，其生育保险待遇参照本市《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二）关于生育保险实行市级统筹问题
《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规定：生育保险按属地原则组织，生育保险费用实行社会统筹。《贵州省职工生育保险工作实施意见》规定：生育保险原则上以市、州、地为统筹单位。实行市级统筹，目的是提高生育保险基金抗风险能力。我市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已实行市级统筹。因此，我市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实行市级统筹是可行的、必要的。市、区（县、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办业务和费用结算分工，与基本医疗保险分工是一致的，既落实了市级统筹的规定，方便了参保人员，又能充分考虑区、县（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作用的发挥。
我市《办法》中的省属垂直管理机关事业单位，是指工商行政管理、国税、地税、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等中央或省的直管部门。
（三）关于缴费比例的确定和调整问题
《贵州省职工生育保险工作实施意见》规定：生育保险费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筹集，用人单位缴费率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0.5%左右。具体费率，由各市（州、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确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并要建立费率的适时调整机制。
我市用人单位缴纳生育保险费的比例，按照上述原则，结合我市实际，测算确定为本单位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总额的0.7％。
用人单位缴纳生育保险费的缴费比例，根据本市经济发展和生育保险基金收支情况，依法适时调整并予以公布。
参加公务员医疗补助的机关事业单位，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时，公务员医疗补助费的缴费比例下降0.7%；企业和未参加公务员医疗补助的机关事业单位，单独缴纳生育保险费。
（四）关于生育保险费筹资渠道问题
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缴纳的生育保险费，按本单位现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筹资渠道列支。
（五）关于生育保险待遇问题
国家规定生育保险待遇，主要包括产假期、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用。
产假期。目前仍按1988年国务院颁发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原劳动部发布的《关于女职工生育待遇若干问题的通知》和《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执行。
生育津贴即女职工产假期的工资。目前执行《贵州省职工生育保险工作实施意见》的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由所在单位按照本人缴费基数乘以所享受假期天数（金额）支付。
医疗费用。生育保险医疗服务项目费用主要包括检查、接生、手术、住院、药品、计划生育手术费用等。
《贵州省职工生育保险工作实施意见》规定：符合国家或省的计划生育政策，职工发生的生育医疗费、计划生育手术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生育保险基金具体支付范围：女职工妊娠期、分娩期、产褥期内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包括产前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及药费。支付生育医疗费，可采取按比例报销和向生育职工定额支付生育医疗费等方式解决。具体报销比例和定额数由各市（州、地）劳动保障部门结合当地平均费用以及本地区职工工资平均水平等因素确定，并建立适时调整机制。计划生育手术费用是指职工因实行计划生育需要，实施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流产术、引产术、绝育及输精管输卵管复通手术所发生的医疗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由施行手术的单位承担并发症医疗费用外，职工因生育、终止妊娠引起并发症的医疗费用和计划生育手术引起并发症的医疗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具体支付标准及办法由各市（州、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确定。
因此，本《办法》规定：参保人员住院发生的符合贵州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项目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全额支付。参保人员产前发生的符合贵州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项目规定的检查费用、门诊流产手术（含人工、药物和钳夹术）医疗费用以及计划生育手术门诊费用，实行定额包干和限额支付，超过部分由个人负担。定额包干费标准，可以根据本市经济发展和生育保险基金收支情况，适时调整并予以公布。
（六）关于为参保职工的无业配偶提供经济补助问题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有些地区允许在女职工生育后，给予配偶一定假期以照顾妻子，并发给假期工资；还有些地区为参保职工的无业配偶提供经济补助。借鉴外地做法，本《办法》规定，参保职工的配偶无工作单位的，其配偶符合国家和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生育或者实施计划生育手术的费用，按照本市参保女职工上年平均生育医疗费的50％，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
其配偶符合国家和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产前检查费用、门诊流产手术（含人工、药物和钳夹术）和门诊计划生育手术费用，按本办法第十五条支付规定的50％，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
诉辩交易简述
芦志锋（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辩交易在美国的起源和发展
法史学家劳伦斯?M?弗里德曼（Lawrence M.Friedman）认为：本意上的诉辩交易至少于100多年前就在美国出现了。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公诉人就愿意通过交易的方式说服被告承认犯了某种罪行以了结他们没有多大把握打赢的官司。并且，尽管在交易过程中法官不扮演积极角色，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是同意进行交易的，法官巴不得控辩双方请求进行交易，他们极少反对。一般地说，法官会对这种诉辩交易制度中任何不合理、不一致的现象视而不见。
不仅如此，弗里德曼甚至还指出：“默示的诉辩交易”历史可能更为悠久。所谓“默示的诉辩交易”是指不发生真正的交易，但被告确实意识到如果他作有罪的答辩会有好果子吃。许多被告作有罪答辩后的确也得到了某种“奖赏”，或至少避免了审判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的较重的刑罚。在公诉人和法官对此都心照不宣的情形下，辩护律师会传话给他们的当事人。这样，尽管双方未就“交易”交换过任何口头意见，但罪犯通过伏罪确实达成了某种交易。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情况现在也经常发生并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也承认很难找到历史事实来证明这一点。默示的诉辩交易靠的是被告之间流传的谣言和法官当时的思想状态，而这二者都是很难系统地加以表示的。
而在如今的美国，诉辩交易已经占据了刑事诉讼的主要舞台。获得了辩护律师帮助的被告人已经不再仅仅依赖“默契”，而是更多地依靠直率的谈判来获得从轻处罚。选择陪审团审理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不过从70年代起，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公众都对诉辩交易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公众看来，诉辩交易是在出卖正义，有些被告钻了法院积案过多和软骨头的公诉人的空子，没有得到其应受的惩罚。但是，刑事审判人员却认为诉辩交易是操作上必要的制度，原因很简单：没有足够的资源审判所有的案件。为了协调公众和司法机关在诉辩交易中的矛盾，州和联邦政府希望通过进一步完善立法，以改进实践中诉辩交易存在的杂乱无章、随意性和不可预测性等弊端。
例如：1980年加州选民通过了第八提议，即“受害者权利法案”，其中规定了对重罪案件的诉辩交易实行限制。此外，1984年的《量刑改革法案》建立了美国量刑委员会，并赋予其权力解决和纠正联邦法官在给罪犯量刑的过程中，量刑标准缺乏统一性、比例性、确定性，以及量刑原则和目的缺乏一致性等方面的问题。该委员会制定和实施了一套统一的《量刑指南》，所有联邦法官在给各个罪犯量刑时必须使用《量刑指南》。《量刑指南》的出现并非削弱了而是进一步规范了诉辩交易在诉讼中的运用。《量刑指南》规定：如果被告“承担责任”并同意作有罪答辩，就能得到减刑的回报。此外，《量刑指南》还提供两种可供选择的诉辩交易安排：一种是由法官掌握最终量刑的灵活度；另一种是法官要么接受要么反对全部交易内容，包括量刑。
尽管时常受到批评，但是在美国诉辩交易已经被普遍接受，成为刑事审判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经过历史演变，当代美国的诉辩交易有其新的特点。对此，最高法院解释到：“这种过去暗中进行的做法得到公开承认，使本法院认识到诉辩交易谈判中律师的重要性；做公开记录以表明诉辩交易是有意的、自愿的交易的必要性；以及要求公诉人履行其在诉辩交易所作的承诺的必要性。”此外，虽然诉辩交易是刑事法学上的问题，但是其在性质上是合同，必须用合同法的标准来衡量，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
诉辩交易制度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实施情况（法国、意大利）
发源于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不仅在美国国内得到发展而成为美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情况表明，在其他的国家也可能存在类似的情形，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略有差异罢了。
1989年10月24日正式生效的新《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至448条规定了“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的制度。这一制度出台后被人们称为“意大利式的诉辩交易”。和美国的诉辩交易不同，意大利式的诉辩交易没有将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作为诉辩交易的前提条件，因为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典的起草者担心，以承认有罪为前提的诉辩交易会损害意大利宪法所保证的对所有被告人实行无罪推定这一原则。此外，意大利式的诉辩交易还有如下特点：
1、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不得就被告人的犯罪性质进行交易；
2、最高减刑幅度为法定刑的三分之一并且最终判刑不得超过两年有期徒刑或拘役；
3、即使检察官不同意，被告人仍然可以要求法官减刑三分之一。
作为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国一直禁止诉辩交易。直到今天，法国的理论界仍然坚持认为：公诉权属于社会，检察机关仅仅是提起并进行公诉，而不能对公诉权进行处分，因此，检察机关无权与被告人进行交易，无权要求被告人向国库或受害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即停止对犯罪人进行追诉，所以，原则上法国是禁止诉辩交易的。
不过，在原则之外，例外的情形总是存在的。首先，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行政部门与犯罪人之间进行的交易可以使公诉权消灭。这种情况存在于行政部门经授权进行公诉的情形，例如：间接税征管部门、海关管理部门、林木水道管理部门可以与犯罪人进行这种和解。此外，在民用航空方面的某些特定的轻罪、经济犯罪案件以及在因违反交通管理之违警罪而必须罚金等场合，公共权利机关与犯罪人之间的交易也可以使公诉权消灭。
对诉辩交易现象的分析
无论是美国典型的诉辩交易还是意大利的“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的制度，或者法国的范围有限的诉辩交易，其本质上都体现出一种观念：国家对于已经认罪的犯罪人——尽管这种认罪是有限度的，可以部分地放弃公诉的请求，以实现缩减程序上的消耗和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的目的。但是，由于诉辩交易在事实上导致的罪刑不符，以及重罪轻处等后果，其在理论上始终是一项遭人非议的制度。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
首先，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什么？依大多数人通常的直觉，刑事诉讼的首要目的无非在于：惩罚犯罪人，迫使其罪有应得。但是，直觉往往会掩盖事物的本质问题——即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差别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恢复被侵害的权利——这也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功能。但是，在刑事领域，无论我们对犯罪人科以何种程度的刑罚，被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利益——生命、财产、公众利益往往是无法恢复的。尽管我们还是需要刑事诉讼制度，因为如果没有刑罚的震慑，就无法抑制犯罪的心理，但是这种需要与我们对民事程序的倚赖却是大不相同的。刑罚与刑事诉讼的功能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威慑力，而权利与民事诉讼的功能在于其能最终能否得以兑现。因此，诉讼的结果是民事诉讼的目标但却不是刑事诉讼所追求的。
其次，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诉辩交易的存在减轻了刑罚的威慑力，因此会纵容犯罪行为的滋长。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犯罪本身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存在的背后往往都有复杂的社会背景。消除犯罪的根本方法是消除滋生犯罪的社会背景。刑罚的存在往往只能起到有限的震慑作用。在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对贪污、贿赂等犯罪的惩罚不可谓不严厉，但是近年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却有不断滋长的势头。这种现象的存在和不断扩大，已经迫使我们开始在刑罚之外，从制度本身去寻找医治腐败的方法，即“从源头上寻找腐败的原因，从源头上抑制腐败的滋长。”
再次，有限的司法资源相对于大量存在的犯罪行为而言永远都是有限的。事实上，国家投入的司法资源再多，也无法满足追索犯罪的实际需要。因为，相对于某一犯罪的个人，或者某一犯罪行为，国家相应的司法资源的投入往往要达数倍甚至数十倍。即使再富裕的政府，如美国政府，也无法承受如此巨量的司法资源的投入。
既然刑罚本身对于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作用是有限的，对于消灭犯罪现象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而且国家也不可能为此无限制的投入大量资源，那么诉辩交易的出现就不足为怪，甚至是一种实际的需要了。
中国式的诉辩交易——刑事诉讼简易程序
尽管我国在立法上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诉辩交易的存在，但是诚如梅因所言“在进步社会中，社会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社会是进步的，人民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决定于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而为了使法律和社会相协调，不同程度的“法律拟制”在每个社会中都是客观存在的——关于“法律拟制”，梅因认为，“法律拟制”是用以表示掩盖、或目的在于掩盖一条法律规定已经发生变化这事实的任何假定，其时法律的文字并没有被改变，但是其运用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么，在我国的刑事诉讼领域，是否也存在所谓的“法律拟制”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于上述规定正确的合乎逻辑的理解应当是：上述规定是我国刑事诉讼中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之一。但是有意思的是，从相反的角度出发，上述规定也可以被理解为“既然适用了简易程序，那么本案的量刑最多也不会超过三年。”而事实上，这往往就为控辩双方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果被告人所面临的指控不是很严重（当然也不能是非常轻微的），而检察官的证据又不是非常充分的情况下，与其双方为了一个不可预期的判决结果在法庭上争论不休，不如达成一笔交易，被告人部分地放弃辩护的权利（否则如何谈得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检察官则建议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法官往往也乐于如此。因为与为了一个有激烈争议的案件大伤脑筋相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无疑有诱惑力的。而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上诉的可能性也很小。相反的，如果是一个“有争议的案件”上诉和改判的风险就大了。这对于面临“错案追究制”以及讲究“业绩”、“工作能力”的中国法官而言，又是多么大的诱惑呀！
因此，尽管我国没有被公开承认的诉辩交易，但是被“拟制”的诉辩交易却不在少数。如今，再讨论是否有必要在我国实行诉辩交易制度已经没有多少意义，当前我们应当考虑如何规范诉辩交易的行为，或者说如何规范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存在的事实上的诉辩交易行为。
1、参见：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次印刷，430—438。
2、参见：程味秋著《〈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简介》一文，载于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7—8。
3、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乔治.勒瓦索、贝尔纳.布洛克著，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150—152。
4、参见：[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北京第5次印刷，1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