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九江市大九江规划区农民建房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九江市大九江规划区农民建房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九府厅发〔2010〕5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庐山管理局，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共青城开发区管委会，云居山—柘林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市直及驻市有关单位：
《九江市大九江规划区农民建房管理试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一O年六月二十八日
九江市大九江规划区农民建房管理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大九江规划区农民建房行为，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江西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构建大九江城镇格局的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规划指导、合理布局，相对集中、区别对待，节约土地、改善环境，依法审批、严格监管的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下列大九江规划区范围：
（一）中心城区所辖浔阳区、庐山区、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全部行政辖区范围及庐山风景名胜区所辖范围；
（二）《九江县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规划区范围（沙河街镇，西起长江二桥与宁樟高速连接段，东止105国道，北至八里湖边，南至毛桥）；城子镇、港口街镇、城门乡、狮子镇、马回岭镇、岷山乡的全域；新合镇、新塘乡、涌泉乡沿双瑞路以北区域；
（三）《星子县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规划区范围（南康镇，东、南至鄱阳湖，北至白鹿镇胡家垄，西至帅家湾）、白鹿镇、温泉镇及环庐山公路外围500米范围内的各村镇；
（四）《湖口县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规划区范围（双钟镇，东至凰村乡东界，南至马影镇南界，西至南北港湖区，北至长江）、马影镇以及凰村乡、流泗镇铜九铁路以北区域。
（五）《瑞昌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规划区范围（含湓城办事处、桂林办事处、赛湖农场行政辖区、南阳乡部分用地、码头镇）、九瑞码快速通道两侧的白杨镇、武蛟乡。
第二章 建设模式
第四条 中心城区及九江县、星子县、湖口县、瑞昌市（以下简称三县一市）的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及周边重点控制区域内采取统规统建（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的方式,按照新市民公寓的标准建设公寓式居民小区。
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及周边重点控制区域为东至城东工业基地、芳兰大道、姑塘化纤工业基地；南至姑塘镇、庐山风景名胜区、东泉路；西至赛湖东岸、城西港区西边界线；北至长江。
三县一市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及周边重点控制区域由三县一市政府按照城市总体规划自行确定。
第五条 中心城区及三县一市的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及周边重点控制区域外，采取统规自建（统一规划，自行建设）的方式建设农民集中居住点，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统规统建。
第三章 规划指导
第六条 公寓式居民小区的选址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根据城市规划的功能合理布局，按照公寓式城市居民小区的标准规划设计，满足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的需要。
第七条 农民集中居住点的选址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本着以人为本，方便生产和生活的原则，依托乡（镇）政府所在地以及自然条件较好、便于聚居的自然村落，合理扩展或整合成为农民集中居住点。
第八条 公寓式居民小区、农民集中居住点的建设用地，要充分利用荒山、荒地，尽可能避免占用耕地，不得占用基本农田和铁路、公路、国道等基础设施的规划用地。
第九条 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及周边重点控制区域内的公寓式居民小区的选址由市建设规划局、市国土资源局会同浔阳区、庐山区、九江技术开发区提出意见，报市政府审批。详细规划由浔阳区、庐山区、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编制，经市建设规划局审核后，报市政府批准。
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及周边重点控制区域外的农民集中居住点选址及详细规划由浔阳区、庐山区、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管委会）审批，并报市建设规划局、市国土资源局备案。
第十条 三县一市的公寓式居民小区、农民集中居住点的选址和详细规划由三县一市政府审批。
第四章 资格审查
第十一条 个人申请。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农民，可向村委会书面申请在公寓式居民小区购买或在农民集中居住点自建房屋。
（一）经市、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房屋鉴定机构鉴定属D类危房，且无其他居所的。
（二）当地农业户籍人口人均住房面积不足30平方米且农业户籍子女符合分户条件的。
从当地农业户籍迁出的服义务兵役的军人、在校学生、劳改劳教人员可作为农业户籍人口计算；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
农民将原有房屋、宅基地出售、出租、赠与他人的，不得再申请在公寓式居民小区购买房屋或在农民集中居住点自建房屋。
第十二条 村组公示。村委会收到农民购买或自建房屋申请后，在村民小组、村委会公示7天，无异议的由村民小组、村委会签署意见报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第十三条 乡（镇）审查。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每月组织一次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及国土所相关人员实地调查，签署审查意见报县（市、区）人民政府。
第十四条 县（市、区）批准。县（市、区）政府每月集中研究审批，经批准同意的，向申请人核发在指定区域购买或自建房屋批准书，并在申请人所在地的村、组进行公示。
第五章 报建程序
第十五条 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及周边重点控制区域内的公寓式居民小区建设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规费收取按照保障性住房的优惠政策执行。
第十六条 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及周边重点控制区域外的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按村镇建设程序办理。规费收取按农民建房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政策措施
第十七条 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及周边重点控制区域内禁止农民在原址改建、扩建、重建、新建房屋。经批准符合在公寓式居民小区购买房屋条件的，一律凭县（市、区）人民政府核发的购买批准书在指定的公寓式居民小区购买。
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及周边重点控制区域外，经批准符合在农民集中居住点自建房屋条件的，一律凭县（市、区）人民政府核发的自建房屋批准书在指定的农民集中居住点建房。
第十八条 经批准在公寓式居民小区购买房屋的，购买面积为人均不超过40平方米。购买价格为建设成本价，建设成本价由公寓式居民小区建设单位送县（市、区）物价部门审核，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经批准在农民集中居住点自建房屋的，坚持一户一宅的原则，每户自建房屋面积不得超过300平方米。占用耕地的每户宅基地不得超过120平方米；占用非耕地的每户宅基地不得超过150平方米。
第二十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条件，经批准在公寓式居民小区购买房屋或在农民集中居住点自建房屋的，原房屋必须拆除。并分别按以下办法处理：
（一）原房屋属于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及周边重点控制区域内，经批准在公寓式居民小区购买房屋的，按照房屋拆迁办法予以补偿，原宅基地纳入土地储备。
前款规定的中心城区的房屋拆迁补偿资金由市本级在土地出让收益中专项安排，三县一市的房屋拆迁补偿资金安排方式由三县一市人民政府确定。
（二）原房屋属于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及周边重点控制区域外，经批准在农民集中居住点自建房屋的，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原宅基地收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具备复垦条件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予以复垦。
第二十一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优先保障公寓式居民小区、农民集中居住点的建设用地。市政府在每年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中专项下达农民建房用地指标，由县（市、区）政府根据下达的专项指标，每年年初一次性向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申报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经依法批准后，由县（市、区）政府逐宗审批，供应到户。对利用村内空闲地、原宅基地和未利用地建房的，由县（市、区）政府逐宗审批，供应到户。
第二十二条 对公寓式居民小区、农民集中居住点的房屋产权和宅基地实行登记发证，具体登记发证办法另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 在公寓式居民小区购买房屋的农民，申请农转非的，可以办理城镇户口，其原承包的集体土地未被征收前可继续耕种。
第二十四条 中心城区公寓式居民小区的建设分别由浔阳区、庐山区人民政府及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实施，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三县一市公寓式居民小区的建设主体由三县一市人民政府自行确定。
第七章 监管责任
第二十五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做好本辖区的农民建房的审批和监管工作，制定责任追究办法，凡因违规审批和监管不力出现违法建设的，应立即制止和组织拆除，并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十六条 严禁城镇居民在公寓式居民小区、农民集中居住点购买或自建房屋。
第二十七条 严禁在公寓式居民小区、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过程中变相进行房地产开发。
第二十八条 市建设规划、国土、房管、执法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大九江规划区的农民建房进行指导、监督。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一年后再修订完善。
第三十条 九办字〔2010〕15号文件发布之日前的农民建房按以下办法处理。
（一）经合法批准并已开工建设的，可以继续建设；
（二）经合法批准尚未开工建设的，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可以开工建设，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由审批机关撤销批准文件；
（三）凡未经合法批准的违章建筑，在规划建设用地及周边重点控制区域内的予以无偿拆除；在规划建设用地及周边重点控制区域外的，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经处罚后可以完善审批手续。
第三十一条 各县（市、区）可根据本办法制订实施细则，报市政府批准。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可根据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结合本办法，制定本区域的农民建房管理办法，按规定程序报批。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点
——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
姓名：孙倩
摘要：正义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和追求。法作为实现正义的重要路径，蕴含着人们对于正义的诉求，但是法对社会生活的调整，对于正义的追求却是通过各个部门法来实现的。每个部门法都有其特定的调整范围，担负着特定的社会职能，因此表现在每个部门法中的正义观就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取决于部门法的形成基础的差异上。作为社会经济和法学共同发展的产物，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其特殊性，这决定了它所追求的价值理念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正义观就不同于其他的部门法。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实现。而形式正义是民法追求的目标。本文将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不同入手来阐述民法与经济法的分界点。
关键词：正义，形式正义，实质正义，公共利益
一：正义的探索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正义的追求。正义始终被人们视为人类社会一种最基本的崇高美德和价值理想。坚定不移地捍卫正义这一人类崇高价值，不但为思想理论大家所崇尚，而且深深地植入人类的每一根神经当中。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话说，正义“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 正义正是人类这样一种源出的、基于内在冲动而产生的最基本的价值理想。法学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正义问题紧密相联系。然而至今为止，正义仍然是一个使人无法捉摸的概念。正如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所指出：“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化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具有不同面貌。”①有关正义问题的探讨在人类思想史上由来已久。柏拉图将正义与智慧、勇敢和节制一起构成理想国家的四种美德。正义即具有个人的性质，又具有行为的和事物的性质。所谓正义，即“每个人依照其天生的禀赋承担某一方面的最适合其天性的职责的原则，进而将国家中三种人所达到各司其职，各守本分的状态成为正义。”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其老师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正义的概念，提出了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正义理论，认为“正义是全部德行的综合体，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正义寓于‘某种平等’之中，”；②认为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应该分配到相等的事物。他把正义分为三种形态，即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换正义。而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正义，其基本原则都是比例平等，这是正义的普遍形式；而且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正义和公平可以弥补法律在概念和具体规定上存在的漏洞。还有思想家将正义解释为一种理想的关系。古罗马法学家认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决定而恒久的愿望，如西塞罗称正义体现在“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在古罗马形成了合乎正义的三原则，即正直地生活，不损害他人，各得其所。在中世纪，神学正义论盛行。神学正义论是从神学的角度对正义进行定义。神学正义论代表圣·奥古斯丁认为，真正的正义应是完全超验的合乎逻辑的宗教推断的结果；这种正义只有虔诚的信徒借助于神的恩典才可以达到，而永远不可能在世俗共同体中找到，甚至人间最美好的法律；也只是真正正义的“残法”或“镜像”。这种正义只在于上帝之城，而不在此世。③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把正义定义为一种习惯，依照这种习惯一个人以一种永恒不变的意愿使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服从上帝就是正义；他还认为“法律就以下几点来说可以被认为是合乎正义的，就它们的目的来说，即当它们以公共福利为目标；或就其形式来说即当它们使公民所承担的义务是按公共幸福的程度实行分配时。”④从上我们可以看出，阿奎那的正义观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是异曲同工，都强调正义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近现代的许多法律思想家对正义也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正义始终是人类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它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及文明的进步息息相关。英国学者斯宾塞将正义归纳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干他所想干的事，但这是以他没有侵犯任何其他人所享有的相同的自由为条件的。”⑤康德继承了斯宾塞的理论，他认为正义是“任何一种行为，如果它本身是正确的，或它依据的准则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行为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在行为上和每个人的意志自由同时并存。”法律上的正义“只考虑行为的外在方面，而不考虑行为的其他动机”。⑥正义论的集大成者美国学者罗尔斯，在对洛克、康德等人的正义观念，契约理论进行分析后，提出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论。在对于一个“原始状态”进行假设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正义所要选择的两个原则：第一：每个人都拥有尽可能广泛的基本自由，只要这种自由与他人所享有的同等基本自由不相矛盾，不相冲突；第二：社会经济利益方面的不平等如果说不可避免，且为社会发展所需要则这些不平等必须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差别对待原则（针对最少受益者）和机会公正平等原则。⑦后来他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又重新表述了这两个原则：“甲：每一个人对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之安全充分的图式都有一种平等的要求，该图式与所有人同样的图式相容，在这一图式中，平等的政治自由能且只有这些自由才能使其公平价值得到保证；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所从属的岗位和职位应在机会均等条件平等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要最有利于那些最不利的社会成员。”⑧在这两个原则中，罗尔斯认为第一个原则优于第二个原则。20世纪末又出现了一种“经济正义论”，强调正义与否的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判断行为制度是否正义或善的标准就在于它们能否使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化。
综上所述，诚如纯粹法学派凯尔森所说：“自古以来，什么是正义这一问题是永远存在的。为了正义问题，不知多少杰出的思想家绞尽了脑汁，可是现在和过去一样问题仍未解决。”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正义的标准是历史的，变化的，多元的，和相对的。从根本上讲，凡是符合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要求的，即为这个社会“公认”的，就是正义的。因此所谓正义，就是对一定社会现有经济关系的观念的反映，是人们对某种状态的评判及一种理想追求。依据不同的标准，正义有不同分类，如：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等。由于篇幅所限，以下笔者仅就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作一分析。
形式正义是一种抽象正义，它不管制度是否正义，只关心制度的实现。因而是一种表面的正义。按照罗尔斯的说法，形式正义就是对原则的坚持，是对体系的服从，如对每个人同样的对待就是形式正义。形式正义论代表佩罗尔曼认为：“所谓形式正义就是要求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人，就是同一基本范畴的人都应受到同等待遇的活动原则。”对每个人来说，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形式正义笼统地说，就是抽掉了正义的实质内容，要求不管人们出自何种目的，不管在何种场合，都要以同种方式待人。正义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同等待人，形式正义就是给予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同样待遇。实质正义是指每个人根据优点对待，根据工作对待，根据要求对待，根据身份对待，根据法律权利对待等，它着眼于内容和目的的正义性。由此可以看出法的形式正义是把所有人放在一个水平线上，赋予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它在乎的是形似的平等、强调的是普遍性，而不着眼于结果是否公平及特殊性。恰与其相反，法的实质正义兼顾了形式与结果的平等与特殊性的强调。
二：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点
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经济条件所追求的正义，自由和秩序的要求。经济法与民法也不例外。但不同的部门法又因为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正义观。民法法系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矫正正义中发展了形式正义。形式正义从根本上说是和法律普遍性联系的，它要求同等的人给予同等对待。形式正义导致了对普遍性法律调整的依赖，立法者孜孜以求得以体现形式正义的规则及其实施标准。民法对于任何主体参加民事法律关系，都确认其平等，平权的地位，不承认身份和权力的特权，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保证当事人在权利行使和自由活动中的真实意思表示和自愿接受约束的意思得以实现。在民法中形式正义表现在：第一，法律规范本身的逻辑体系形式的追求，试图构建“欧几里德”式的法律规范体系，建立“类科学”的法律制度。第二，在具体实施中强调同等的对待所有情况相类似的人，以契约为代表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其典型表现。从根本上说形式正义是追求理念化的概念体系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使法律思维中忽略了社会运动和现实生活中各种情况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而随着组织的深化和扩大，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国家不得不积极参与到经济生活的管理、调控和运作之中。形式正义引起社会实质不公正，导致了新的正义观及相应法律规范的出现，经济法正是其中一种，它所要实现的法的价值首先在于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相对于形式正义而言的，强调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法律调整。经济法，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协调本国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这种社会关系既不同于民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中平等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的私法自治性质的社会关系，又区别于公法所调整的政治国家领域中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隶属性质的社会关系。首先，因为经济不仅是市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国家所关注的主要领域，国家在协调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跨越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这种社会关系打破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别有私法和公法来调整的相对独立的二元社会结构，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通过对经济的调整联系、交织在一起。经济法与只调整产生于市民社会的或产生于政治国家领域的社会关系的公法或私法是有很大不同的，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产生于涵盖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整个社会。其次，国家对协调经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引导性、间接性和促进性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于经济的协调要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有适合经济发展的调控政策和方式，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用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对经济活动进行引导、促进。这表明，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是建立在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理性的认识基础上的，有利于经济利益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分配，促进社会利益的整体提高。与此不同，民商法重视传统、习惯和风俗的作用；行政法虽旨在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但是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上却确定了行政优先的做法，这多少有些先入为主的意味。再次，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着眼于社会的整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并不应是功利意义所倡导的社会利益总体数量的最大化，而应当是平等意义上的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普遍增加。但是平等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它不会使任何社会成员的现有处境变坏。可以说，平等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要求个体利益为社会利益做出牺牲；它强调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上体现出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选择。相比而言，民事关系“私法自治”的品格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基础的平等性和互换性两个基本判断上的，构建于“个体是其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的个人本位之上的。但是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个体经济理性的总和却往往不等于整个社会的经济理性，因为个体的经济理性的着眼点并不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这种增加也与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存在着质的区别。因此经济法由于其产生的特殊背景及其担负的使命使其从出现之处就建立在实质正义的理念基础上。经济法尤其是我国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法的实质正义观在于社会范围内的实质性，社会性的正义公平。这种正义观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利。经济法的实质正义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它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如：在经济法的经济责任制当中，一方面和传统部门体系一样，行为人违反义务要引起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它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角色责任，强调特定的身份职务所具有的权利（力）、职责，这是对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一个很好诠释。
实质正义体现法律调整手段的多样化。经济法正是如此，它既不是私法也不是公法而是公私交融的第三法域，由于介入了公权力，使其法律调整手段出现多样化。形式正义追求法的普遍性调整，不断在法律规则及实施标准中寻求平衡点，但社会的发展使其不得不形成种种特例，而实质正义的出现使立法者和社会赋予执法者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执法者不仅根据普遍性规范来解决问题，同时也根据个别情况，个别主体，个别案情作特殊调整，体现了实质正义的要求。实质的法律调整手段多样化更体现在经济法为纠正社会不公而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或手段上。民法中的形式正义只要实现平等对待就足够了，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则不同，形式正义的平等对待和针对各种主体设定的标准可能违背其要求，因而它可能采取对特定主体而言在形式上，表面上不公正但求结果和实质公正的措施。这种措施既可以是法律的规定对于不同主体有所倾斜，或者规定模糊，或只作原则性规定，并要求执法者根据实质正义在适用具体或不具体法律规范时进行自由裁量。在经济法中从有关经济管理，经济活动到维护公平竞争的规范制度无不体现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实质正义虽是相对与形式正义而言的，但两者并不相背。实质正义包括形式正义的内容，但克服了形式正义产生不公的缺陷。
民法和经济法在经济关系调整中是相辅相成的，民法中“诚实信用”，“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条款等，是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与连接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买方之间、卖方之间和买方与卖方之间就商品、服务、价格、质量及其他条件进行的较量有民商法调整，而当这些竞争不利于经济发展时，垄断及出现消费者利益受损时，经济法就会登上舞台承担起维护竞争及公众利益的责任。民法追求交易双方的自由、平等，“水平公平”是其追求的目标，只要市场竞争中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管结果如何都认为是公平的，正义的，所以它是以形式正义为价值目标。经济法是建立在“垂直公平”的理念上，强调现实经济活动中参加者的能力及财力的差异要求对不同的情况不同对待，以实现结果正义，所以经济法所追求的正义才是实质正义。
三：结论
总之，一种法律是否正义在于它是否能维护共同体的善。民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所有规制旨在保证个人利益的充分实现，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经济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一切规制以社会利益为出发点。民法给每个人主体以平等权利为基础，认为机会均等就算公平，正义。这种正义忽视了市场行为参与者事实上可能存在的不公，如作为买方的单个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地位，如果按民法理念它们处于平等地位，享有相同权利承担同样义务，看似很公平正义，但由于二者资源占有等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同样的法律规范规制它们会产生很不公正的后果。但经济法的正义延伸到结果公平正义，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范及税收制度、财政转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调节社会发展的不公，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如国家推行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和立法正体现这一点。而民法对此无能为力。民法追求形式正义， 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从这点上说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是二者分界点但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不是相背的，不能把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人为的割裂开来，否则一个法律部门的作用和功能就有可能背离人们对该法律部门的期待。如果只讲求形式正义，就会出现“这种形式的平等会将某些结果排除掉”。也可以这样说，同等对待相同情况的个体，在很多情况下不会出现人们所期待的平等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本处于相同情况的市场个体，有的个体会因为技术优势、管理优势或资本优势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逐步取得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或垄断地位。如果该市场个体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则限制了竞争，剥夺了其他市场个体的平等竞争机会，该企业已和其他企业不处于相同的竞争地位。这一变化要求法律对该企业进行区别对待，以保证社会公众对形式正义所产生的结果的公正性的期待。从这一角度来讲，实质正义是形式正义的补充和保障。同理，离开了形式正义所讲求的同样情况同样对待这一大前提，片面的讲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实质正义，其普遍性和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所以只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在一个法律部门中充分地结合，才能保证该法律部门在社会的认可和实施。
参考书目
①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252页。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
③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④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0-121页
⑤转引[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255页。
⑥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42页
⑦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⑧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⑨转引张文显《二十一世纪西方公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