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量刑环节上强化检察职能之浅探
魏晓军
作为诉讼程序的终端，量刑，有着尘埃落定后的 “归一”作用。甚至可以说，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能否认罪服法，合理的量刑比准确的定性更具有实际利益上的攸关性。而事实上，量刑这个环节却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研讨的盲点。下面，笔者试从“配合、制约”这个角度，立足公诉职能，结合检察实际，就如何在量刑环节上强化检察职能略谈几点构想。
一、公诉人树立己任意识是在量刑环节上强化检察职能的思想基石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设计中不存在“量刑”的独立程序，自由裁量权也赋予法官更多的主断空间，加之量刑固有的封闭性，量刑环节的被关注程度相对实体定性及其它的程序研究要淡化的多。即便是在与量刑最短兵相接的公诉人的思维里，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成功定罪即可班师凯旋、量刑不关己任或鞭长莫及的消极思想，从而导致了法律监督权能在此环节的软弱与缺失。不能否认，量刑有谱没准已成为相当民众的感识，在这过大的弹性空间里，也掺进过多的揣度与质疑，随之带来司法公信的动摇也在所难免。因此，作为有着公诉、监督双重身份的公诉人更有责任、有义务首先在自身思想上正本清源，加强对量刑的己任意识、监督意识，摒弃重定性、轻量刑、拈轻怕重的懈怠想法，对量刑投入足够的精力来参与、监督。当然，这定会意味着起诉工作量的大增以及要在相对陌生的领域中进行求索，据此，公诉人更要克服畏难情结，鼓起攻坚勇气，果敢履行职责，要在本职权限内努力将量刑这一锤的终音调定准、调定正、调定平。
二、制定量刑标准是检法二院在量刑环节上作好配合的硬件保障
实现量刑估量到准量、粗放到精密的转变，首先需要定规立矩、明晰刻度。制定、出台量刑规则、参考标准就是要打造这样一把标尺，而双方对 “刻度”的共同认知，是做好配合、实现共同司法目标的前提保障。
(一)共同掌握量刑标准是追求公平正义司法理念的现实需要。我国刑法的量刑标准较为原则、笼统，跨度大、幅度宽，这一方面应对了纷繁复杂的犯罪现实，克服了刑法天然的滞后性和僵硬性，但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暗藏了裁量权滥用的危机，为司法腐败、法律虚无大开了方便之门。为打压权力寻租，在外部监督上，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抗诉权。但由于我国不存在所谓的量刑参考、指导，不同办案人、办案机关对条文中诸如“情节轻微、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之类的模糊表述在理解上见仁见智，导致对同一案件的刑罚预测在不同环节上出现较大分歧，再加上“畸轻畸重”抗诉条件的束缚，检察监督权得不到有力行使，使得同一时期的相似案件在不同法官甚至同一法官在不同境况下的判决大相径庭甚至相互冲突，这不仅悖逆了“罪刑相适应”和“平等适用法律”的刑法基本原则，更直接导致了司法权力异化、司法腐败滋生、司法公正旁落、司法权威滑坡，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更无从谈起。因此，检法双方共同掌握量刑基准，对于规范约束自由裁量权、有效行使检察监督权，弘扬司法公平正义、保证法律同一适用是非常必要的。
（二）共同掌握量刑标准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司法实践固然千差万别，量刑基准也难以精确到一个具体数值，但是，一方法院通过与检察机关的探讨、总结，立足本地区实际情况，揉合办案经验，探索制定常见犯罪的量刑参考标准，实现量刑幅度的二次、三次、几次细分是完全可行的。对多发犯罪一般量刑标准达成共识，不仅有利于双方更好地把握量刑尺度、提高工作效率，为避免同罪异罚、限制量刑裁量权滥用界定了框架和底线，同时也为检察机关坚定履行监督职责、切实促进执法公正提供了帮辅工具和现实支撑。当然，并非制定了量刑标准就可万事大吉、一劳永逸，标准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是稳定而非固定的，这只是在技术层面提供了一个辅助参考，还要随之解释、细化量刑应考虑的基准和事由，如犯罪的目的、起因、手段、性质、后果、被告人的生活状况、一贯品行、智识程度、悔罪表现、故意强度、过失程度等等，更重要的是办案人要在理念层面上研磨、浸渗量刑应遵循的原则，否则，制定标准不仅违背框定规格、提效便捷的初衷，反而成了办案人经验、理性、良知的羁绊，办案人也就蜕变成了简单比照、机械套用的工具。
（三）量刑标准的共同掌握需要双方做好反馈与沟通。派生于刑法的量刑规范必然带有法律的先天不足，如不周延性、不灵活性：规定过细则死板，不利于办案人主观能动的发挥；反之则又一纸空文、形同虚设。量化是量刑基准的根本特性，但是，要实现对犯罪客观危害性及主观恶性的综合量化绝非易事，这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以大量的案例总结和经验反馈为基础，并要在实践与规范之间不懈的反复和求索。所以，笔者理解的量刑规范不可能只是一篇单纯的手则，而是指囊括了诸多解释、纪要和辅助性规范且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状态的系列文件的统称。这就要求二院要务必做好联系、磋商、交流和备案工作，做到及时公示、定期通气，保证资源共享，以防信息不畅，各自为政,必要时要组织座谈、讲座，共促学习。尤其是对此功底单薄的检察机关，更需注重收集和研究不同案件的量刑标准和量刑的一般规律，要潜心钻研、俯身苦学，才能对之融会贯通、心领神会，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自如，不断加大法律监督的力度、深度和广度。
三、推行量刑建议制度是检法二院在量刑环节上实现制约的契点
量刑建议并非崭新话题，2005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部分检察院已大胆试行。对此，理论界、实务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量刑建议制度顺应了我国司法的改革方向，强化了控诉职能，维护了量刑公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度创新；也有人认为量刑建议制度缺乏法律依据，干扰了法官的独立审判，侵犯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笔者赞同前者的观点。
（一）量刑建议是正当行使公诉权的职责使然
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在公诉活动中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其他相关政策,在指控犯罪的同时，就被告人适用的刑罚种类、幅度及执行方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参考性意见的权力，是公诉权的一部分。公诉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司法请求权，即包括审判启动的请求权又包括有罪判决的请求权，而有罪判决的请求即包括准确定性的请求又包括公正量刑的请求，因此，提起公诉理应涵盖追罪和求刑二个方面的职能，二者在本质上一体的、递进的而不是对立的、割裂的。公诉权虽为国家刑罚权的一部分，但它本身不具备最终判定性和实际处罚性，正如检察机关的定罪建议权一样，量刑的建议不会侵害审判权。它只是一种意见、建议和参考。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式等都没有直接约束法院的权力，对被告人确认有罪和判处刑罚，决定权都在法官的手中。量刑建议只是公诉人表述对被告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看法。如果法官对此不予采信，完全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自由裁量，就像在听取了公诉人的定罪请求后完全可以依职权宣判无罪一样。而事实上，在现有的诉讼体制下，检察机关已在行使量刑建议权，如公诉人在起诉书和公诉意见中区分主从关系、引用累犯条款、认定自首立功、确定系未成年人、评价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等等，只是这种意见尚不全面、明确、具体，但究其本质就是一种量刑建议。因此，行使量刑建议权不会构成对法官自由裁量的侵犯，只会实现对审判权力脱轨的有力羁正。
（二）推进量刑建议制度应规范程序、科学运作
1、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实行量刑建议制度是检察机关强化审判监督、拓展公诉职权的体现，因而不应有案件范围的限制，但由于在实践中往往出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在庭审阶段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及量刑情节发生重大变化、以致超出预测浮动范围的情形，这时公诉人如果依旧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势必影响检察建议的合法性、合理性，因此现阶段适用量刑建议的案件范围不宜过宽。具体而言，可先在以下三类案件中推行：一是简易程序审的案件；二是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案件；三是对案件事实和量刑的争议处于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的案件，以积累经验，循序渐进，待条件成熟时，由点带面，全面展开。
2、提出量刑建议的方式。公诉人在撰写审查报告时应载明量刑建议，经分管检察长批示后作为起诉书附件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提出。法庭辩论结束后，若被告人态度稳定，亦未提出新的证据，则进入下步程序，反之，公诉人则可视具体情况对量刑建议予以变动，提出新的量刑建议。作为起诉书的随附性法律文书，应有正规的格式、编号和内容，其内容可包括基本案情、量刑建议、求刑理由三个方面，表述应言简意赅，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同时要作入卷归档工作，一份附检察院诉讼内卷备查，一份附法院审判卷备查。
3、提出量刑建以的时间。在现有试行量刑建议的检察机关中，对于量刑建议的提出时间各有不同。笔者认为，随附起诉书一并提出是适宜的，因为此时公诉人对案件详情已有了基本认识。在此提出后，辩护人就可有的放矢地作庭前准备，有充足的机会针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提出从轻或减轻的异议，即相当于为审判增加了一个量刑听证程序。“真理越辩越明”，控辩双方通过充分地对抗，为法庭提供了兼听则明的机会，提高了当庭宣判率及其准确度，降低了诉讼成本；同时，随着量刑有关的问题公开化，防止了暗箱操作，有助于当事人全面了解量刑的依据和过程，能更易接受判决结果，有利于促其息诉止纷、诚服法律，减少不必要的上诉、申诉，不但实现了效益价值，且又在客观上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实现了正义，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4、量刑建议的求刑幅度，公诉人要以量刑参考为依托、以具体案情为基础，注意增强建议的实效性、针对性和可采性，如“建议在7年以下量刑”或“建议在 5年以上量刑”之类的宽泛表述是起不到应有作用的；当然，在避免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同时，也要避免过于具体、确定绝对。因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无论是失当还是适当，都可能与当事人的预期和要求、与法院的实际判决结果产生差距，而这种差距极有可能引起当事人的“缠诉”，因此，我们的量刑建议需有一定的缓冲性，而这个缓冲性区间笔者认为以3年左右为宜。
（三）量刑建议的效力定位是提示而非强制
经过辩论的量刑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对法官的最终判决是有一定约束作用的。但是，这种作用是提示性而不是强制性的。既然不具终局性，量刑建议当然不是抗诉权的前置，其采纳与否及采纳的程度更不是抗诉的绝对标准，进而言之，即便法院在建议幅度内量刑，基于抗诉法定条件的多样性，也不能排除提起抗诉的可能。是否抗诉，仍需坚持其固有的准则。在此特别要强调的是，检察机关要坚决防范为遏制自由裁量权滥用而引发的抗诉权滥用的问题。由此，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行不但不会使法官形成偏见和预断，相反还能帮助法官抵抗外界干扰，坚定其中立、独立、主导的裁判地位，维护判决的稳定和权威。
作为双刃剑，量刑建议不仅能规制法院审判权的无序扩张、不当行使，同时也能加强检察机关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告诫。对检察机关来讲，要求公诉人在作出量刑建议时，既要维护量刑标准的统一性，又要体现量刑的个别化，既要熟知案情，又要灵活适用法律法理和刑事政策，努力使量刑建议公正、合理、适当。否则建议一旦不被采纳，而又未构成抗诉要件，定然会影响检察机关的权威性和量刑建议的严肃性；对法院来讲，量刑建议不仅是其量刑的重要参考，还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对采纳结果进行充分的说理论证。在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情况下，量刑建议就是警戒线，如果作出与公诉人量刑建议有较大差别的量刑，法官本身就应有确令人信服的理由。这就可敦促法官在量刑时谨慎斟酌，公正裁判，杜绝或减少量刑的随意性、起伏性。
四、评价预警制度有效保证量刑及量刑建议的质量和建议
没有成效考量的建章立制有再多的价值追求也如无的放矢、大海沉石，而逐步建立评价预警体系就是量刑及量刑建议的试金石和高压线。具体来讲，量刑及量刑建议评价预警制度就是检察机关每隔一定周期（如半年、一年）对已决案件的实际量刑对照量刑标准、量刑建议进行统计、分析、论证，对其合法性、合理性、适当性进行评估，并针对结果通报预警、采取措施的制度。当然，由于案情发展的复杂多变及办案人经验、素养的差异，最终量刑与量刑建议存在一定出入也是无可厚非、可理解接受的。但是，当偏差的数量、程度达到一定界限，就应引起检察机关的警觉关注，及时采取措施。
（一）偏差达到抗诉标准的，进入抗诉程序。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从源头抓产品质量工作的通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从源头抓产品质量工作的通知
（2003年12月2日 国质检执[2003]4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成立两年多来，全国质量技术监督系统认真履行综合管理和行政执法职责，严把市场准入关，不断加大从源头抓产品质量的工作力度；坚持监督和服务相结合，扶优扶强、促进优胜劣汰市场机制的形成；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实践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质检体制，坚持从源头抓产品质量的工作方针，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有利于解决职能交叉问题，发挥质监部门整体优势，增强执法把关的有效性。
最近，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李长江局长呈报的《关于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有关情况的汇报》上作了批示，要求质监系统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职能调整的决策上来，集中精力从源头抓产品质量，抓好产品质量市场准入关。为贯彻落实吴仪副总理批示精神，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高从源头抓好产品质量的认识和工作的有效性
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认真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深刻领会国务院领导有关指示精神，深入推进集中精力从源头抓产品质量工作，进一步提高从源头抓产品质量的认识和工作的有效性。
(一)对照当地生产加工制造企业发展面临的难点，从综合管理、监督、服务入手，查找从源头抓产品质量上的差距和原因，进一步明确从源头抓产品质量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引导企业加强自律，建立健全标准体系、计量检测体系、质量保证体系，加快建立企业产品质量档案。
(二)对照地方经济发展的重点，查找在服务经济、促进发展上的差距和原因，进一步发挥质量技术监督技术优势，明确服务经济、促进发展的工作重点，通过开展质量兴市、质量兴业、质量兴企活动，全面推进扶优扶强(实施名牌战略、产品免检、原产地域)保护等措施，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三)对照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产品质量热点、焦点问题，查找在产品质量监督和执法打假方面的不足，在严格监管严厉打假的同时，加强对实施生产许可证制度、强制认证制度、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产品的监管，严格执行出厂强制检验制度，从源头把好产品质量关。
(四)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进一步完善从源头抓产品质量、从源头抓打假的工作机制，有针对性地制定具体工作方案，认真抓好落实，实现质量技术监督事业的新发展。
二、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从源头抓产品质量的工作机制
(一)突出重点。凡已查到假冒伪劣产品源头所在地方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集中力量严厉打击本地生产、加工、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行为，为净化全国商品市场做出表率。各地都要突出食品、农资、建材等性质恶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产品质量问题，组织专项整治；对区域性制假售假问题，要及时组织联合行动，坚决解决一批假冒伪劣“没完没了”问题，以实际行动和扎扎实实的成绩取信于民。
(二)改变方式，创新机制。一是各地要落实行政辖区打假责任制。在地方政府落实“打假第一责任人”责任的同时，强化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从源头打假的责任”。以各个县级局为基础，将辖区所有乡、镇、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分成若干个责任区，把打假的任务和责任逐级分解，责任到人，层层负责，层层落实，采取明查、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对当地发生的生产、加工、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活动，做到早发现、早打击、早控制，将假冒伪劣消灭在生产加工行为发生地，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执法实践中，进一步探索暗访检查取证和现场快速取证的新方法。
二是创新垂直管理体制下的执法监督机制。加强层级监督和督办，适当上收大案要案查处权限，加大查处力度。总局将研究修订挂牌督办、“五不放过”、案件移送等有关规定，完善案件查办的程序，明确工作责任。
三是加强联合执法、协调办案。地方各级质量技术监督机构要充分发挥当地政府打假办的协调职能。建立向当地政府报告的工作机制，完善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间案件移送、接收的程序规定。
四是加强质检信用体系建设，完善黑名单制度，发挥信用在遏制假冒伪劣违法行为中的惩戒作用。
(三)各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按照国务院确定的职能，在法律法规授权范围内，对生产、流通领域的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量检定、认证认可、纤维检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等，认真组织实施综合管理和执法监督；要按照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部署、确定的专项监督打假、执法检查、综合治理等任务要求，全面履行工作职责，并积极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相应的行政执法工作。这些都是抓源头的重要内容，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必须认真落实，一抓到底。
三、切实加强领导，确保从源头抓产品质量的工作落到实处
(一)各级质监部门尤其是市、县级执法机构，要组织专门人力，集中专门时间，认真按照总局解决“三重一大”、建立“五道”防线、落实辖区责任制、实施打假治劣“12365工程”的要求，查找从源头抓好执法打假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及其原因，制定措施，限期改进。
(二)强化执法监督，规范执法行为。针对执法打假工作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以县级局为基础，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务公开、监督检查业务公开、办案程序公开、检验鉴定结果公开等执法监督“四公开”制度；紧紧围绕集中力量抓源头，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立案、取证、审理、执行及罚没物品管理、移送等执法办案程序制度；进一步落实标准、计量和质量“三位一体”综合执法制度，切实纠正多头执法、以权谋私等不良倾向，坚决查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犯法、执法扰民等行为。
(三)要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解决好质检部门在体制改革、职能调整后的经费、装备和技术保障问题。当前最重要的是抓好国办[2002]55号文件的落实，落实行政执法“吃皇粮”政策。要认真解决以收顶支，以收补支现象，继续深入开展以收费、发证、办班为重点的专项治理，坚决防止乱收费、乱发证、乱办班现象的发生。要继续积极争取各级财政支持，落实财政经费保障。
各级质监部门要始终不渝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有关要求，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把进一步履行从源头抓产品质量工作的新职能作为重要工作，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好地抓好生产领域的产品质量监督，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努力为创造放心满意的消费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安全可靠的投资环境履行好应尽职责，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