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毛德龙
亚里士多德是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唯一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1]是理智的化身，[2]是人类的导师。[3]他一生著述甚丰，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法律思想，尽管有一些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却也是后世研究古代法律文明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笔者通观其相关著述，从以下七个方面对亚翁的法律思想逐一进行简要探讨。
第一，亚翁对法律本质的认识可以说开后世社会契约论、自然法观的先河。探讨法律的本质，离不开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但亚翁与我们所奉行的马恩列斯经典学说不同，他认为国家是自然起源的，是一种为追求全民幸福的社会团体，国家之形成是出于人类本性的自然要求。他说：“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种政治动物）。”[4]城邦国家的建立是出于人类的自然需求，而法律则是这种需求的保障，因而，国家不能没有法律，而正义是治理国家的最基本的原则，是立法的最高依据。同时，亚翁又说：“自然正义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并且不依赖于接受。”[5]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国家看成是基于人类滋生要求而结成的最高的社会团体，这种观点与后世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的源头即是亚翁之理论，只不过卢梭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又对其进行了文采飞扬、逻辑严密的发挥罢了。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保障国家正常运转的法律，实际上被亚翁认为是正义的化身且不依赖于接受，这种法律观与西塞罗的永恒法思想，霍布思、洛克、孟德斯鸠的自然法思想亦是极其相近。尽管我们今天可能不尽赞同亚翁的论述，但试想在远古的古希腊时期，这种思想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第二，亚翁的法治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亚翁对后世的又一大贡献，就是其法治思想，这也是人们特别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所特别看重的。亚翁与其老师柏拉图不同，他并没有徘徊在法治与人治之间，而是旗帜鲜明的主张法治，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如果某人管理人类事务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就必然产生傲慢和非正义。”[6]“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7]亚翁是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的结论，他强烈的反对君主专制，他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7]因而，他得出结论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 “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 [8]对于法治之内涵，亚翁更是进行了近乎完备的阐发，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们的法治理论依然无法超越他的思想。他认为法治起码要具备以下要素：1、法律是无情的，应当由无情的法律来代替有私欲的人；2、法治是轮番为治，执掌法律的人必须轮流；3、法律应当是良法，也即符合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之法,另外一些压制性的法律——不管它是人民、暴君或是富人提出的——也都是“卑鄙和非正义的”，以正当方式制定的法律（而不是法律本身）应当具有终极性的最高权威；[9]4、法律应得到普遍的遵从。由亚翁的这些论述反观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至今仍徘徊在人治与法治之间，作为华夏子孙不能不感到汗颜。
第三，亚翁的人权法思想后世虽研究不多，但也可窥见一斑。笔者限于篇幅，仅举一例来说明亚翁的人权观。据欧根尼.拉尔修记载，亚翁去世之前曾立遗嘱要求解放所有家奴，有人称之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解放奴隶的宣言”。[10]当然，亚翁此举可能大多只是出于同情之心，但由此我们也能看出积淤于亚翁内心之中对奴隶人权地位的关注。他虽无力去解放整个奴隶社会，他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放了他身边的家奴，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其胸襟、其深情、其胆识可以说殊值后人称道。尽管是否是第一个人权宣言已不可考，但亚翁对人本身权利的关怀却显露无遗。尤其他对人权中最重要的权利—自由权的态度，一目了然。
第四，亚翁对法律分类的认识。亚翁对法律分类主要体现在他对自然法和人定法的区分。他认为自然法体现人类理性，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是社会的普遍原理，是公道和正义。实在法则是具体的规章制度，又有良法与恶法之分，自然法高于实在法，实在法在相当程度上是实在法的具体化。这种分类方法对后世影响至深，同时他也深刻的揭示了法的本质属性之一—公平正义。亚翁还对法律做了成文法与习惯法、基本法与非基本法的分类，这与后世的分类法基本相同，为后世的法律分类奠定了基石。[11]
第五，亚翁对人类伦理与法的关系的认识。我们现在很少把伦理与法律联系起来，即使有所论述，也都是从道德与手。而亚翁却认为政治中的伦理学即政治学，[12]而法学说到底也是追求治理国家之学，因而，伦理学与法学追求目标实为一致。他认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为追求“善”而组成国家，国家为维护善而制定法律，而法律正是“善”的化身，是“善”的卫士。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亚翁实际上把人的行为、国家的行为、法律的追求都归之于“伦理”这个中心理念。这种研究角度现在看来都相当新颖。
第六，亚翁的婚姻法律观。亚翁的婚姻法律观国内极少论述，资料亦不多。笔者从他遗嘱中把女儿嫁给姐姐的儿子这件事上来分析，[13]得出几点看法：1、亚翁当时虽注重人权，但对婚姻自由却并不主张，儿女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的思想在亚翁那里根深蒂固。2、当时生物学还不甚发达，近亲不能结婚的理念在亚翁那里还没有，这种法律理念更远未形成。当然，我们这里并非苛求亚翁在任何方面都是至圣先哲，我国有的落后地区至今仍有表兄妹通婚习俗不是更加落后吗？
第七、亚翁的诉讼法律思想。亚翁的诉讼法律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法院的划分上，他列举了八种法院：监察法院、宪法法院、专门审理杀人案件的法院、涉外法院、简易法院、行政法院、解决重大私人交易纠纷的法院、审理侵犯公共利益的法院。他这种法院的划分方法虽然不尽科学，但有一些是相当先进的，如宪法法院，这正是中国目前着力研究并力图诉诸实践的一种。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博大精深，本文实难窥其万一，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师长赐教。还有一个笔者十分感兴趣也是我们国内学者多次提到而未能展开论述的问题，即我们经常将亚翁及伯拉图与中国的先哲孔孟、印度的先哲释迦牟尼相比较，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及政治文化背景有相当接近之处，但却产生了如此不一样的理论学说，以至于现在的西方文明与目前之东方文明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西方借助亚翁之法治民主思想开政治文明之先河，而我们东方却经常难以从孔孟那里寻找民主法治的踪影。朱学勤氏曾将中华文明之落后归诸思想源头的先天不足，缺乏原罪之概念；[14]南怀瑾氏亦认为释迦“追寻远古哲人之遗教，以求宇宙人生的真谛”，而中华文明却始终不太关心彼岸的问题；[15]国学大师章太炎氏之高弟曹聚仁氏亦主张抛弃中国所谓的“国粹主义”；[16]中华文明真的从源头上就先天不足吗？我也非常期望各位师长能够指点迷津，以释我辈之疑惑！
注 释：
[1]张乃根著：《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2]《西方著名哲学家传略》，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3]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80页。
[4]Aristotle,The Politics,p59.
[5]Aristotle,Ethcs,p189.
[6]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and Political Law，Transi. T.Nugent,7th .ed.第87页。
[7]同[1]，第33页。
[8]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3页。[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2页。
[9]曾仰如著：《亚里士多德》，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第462页。
[10]李圣顿著：《西方圣哲小传》，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第42页。
[11]陈金全著：《西方法律思想史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第64页。
[12]同[1]，第44页。
[13]同[11]，第52页。
[14]朱学勤著：《风声、雨生、读书声》，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15]南怀瑾著：《禅宗与道教》，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16]曹聚仁著：《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
郑州市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办法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州市人民政府令
政府令第72号
《郑州市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办法》业经1998年11月27日市人民政府第十一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陈义初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
郑州市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教育费附加的征收、管理工作,促进我市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国务院发布的《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教育费附加包括城镇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费附加。
城镇教育费附加是指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为计征依据征收的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费附加是指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计征依据征收的教育费附加。
第三条 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应当坚持先收后支、列收列支、专款专用、收支平衡的原则。
第四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工作的领导。
市、县(市)、区税务、财政、教育、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做好教育费附加的征收、管理和使用工作。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教育费附加的征收、管理和使用。
铁路运输企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依法应当缴纳的教育费附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征 收
第六条 凡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均应缴纳城镇教育费附加。城镇教育费附加由市、县(市)、区税务部门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税额的百分之三征收。
对从事生产卷烟和烟叶生产的单位,减半征收。
第七条 农村教育费附加由乡(镇)人民政府按农业人口数和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一点五计征(包括在农民负担的百分之五以内)。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以行政村为单位,以县(市)、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和统计部门审核的数字为准。
农村的五保户、困难户、受灾户以及残疾人经村民委员会同意,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减免农村教育费附加,减免比例不得超过本乡(镇)农业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但严重受灾地区经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的除外。
第八条 城镇教育费附加随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一并足额缴纳;农村教育费附加随乡统筹费一并足额缴纳。
缴纳教育费附加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拖欠。
第九条 教育费附加征收机关不得擅自提高或降低征收比率,不得按在校学生人数分摊农村教育费附加。
第十条 市、区(含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含上街区)税务机关征收的城镇教育费附加应按规定全额及时缴入市财政。
县(市)、上街区税务机关征收的城镇教育费附加应按规定全额及时缴入同级财政。
第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将征收的农村教育费附加全额解缴县(市)、区财政,纳入财政预算,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代为管理。
第三章 管 理
第十二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于每年年初提出本年度城镇教育费附加用款计划,商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由财政部门根据收入和用款计划,按月及时拨付;年终决算时,应将收入大于支出的余额全部拨给同级教育行政部门。
财政部门不得以教育费附加抵顶国拨教育经费。
第十三条 农村教育费附加实行乡征县管乡村使用的管理体制。
农村教育费附加征收后,县(市)、区财政部门应及时划拨同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分乡(镇)核算,根据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的教育经费使用计划,经乡(镇)人民政府教育管理机构拨付学校使用。各乡(镇)之间不得相互调剂使用。
第十四条 城镇教育费附加主要用于中小学改善办学条件,不得用于教职工工资、福利和奖金等人员经费方面的开支。
第十五条 农村教育费附加应首先用于保证按月如数发放计划内民办教师工资,其余用于补充中小学公用经费,改善办学条件,不得挪作他用。具体使用范围是:
(一)支付持有《中小学教师任职资格证书》和《中小学教师聘任证书》的民办教师工资;没有计划内民办教师的地方,用于中小学改善办学条件等公用经费方面的开支;
(二)支付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条件的年老病残民办教师补助费;
(三)补充中小学设备费、修缮费和公务费;
(四)支付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的其他费用。
村办小学新建校舍的一次性建设投资,仍以村筹为主,乡(镇)可从农村教育费附加中酌情给予补助。
第十六条 凡办有职工子弟学校的单位,应先按本办法规定缴纳城镇教育费附加。教育行政部门可按当地中、小学在校学生当年人均城镇教育费附加标准返还给办学单位,作为对所办学校的经费补贴,但最多不得超过其当年实际缴纳的城镇教育费附加总额。
办有职工子弟学校的单位不得截留、挪用返还的城镇教育费附加和抵顶中小学办学经费。
第十七条 各级教育、财政和税务部门应按现行会计制度,加强对教育费附加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定期编制会计报表,如实反映教育费附加的收支情况。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市、县(市)、区税务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应将教育费附加的征收工作列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并按规定向上一级税务部门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教育费附加征收情况。
第十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监察、审计、财政、税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定期对教育费附加的征收、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农村教育费附加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补交,每逾期一日按应缴纳额千分之一加收滞纳金;对限期内仍不交纳的,处以应缴款额一倍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城镇教育费附加的,由税务机关按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提高或降低教育费附加征收比率,坐支、截留、挪用或以其他方式非法占用教育费附加的,由监察机关或有管理权的部门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并追回全部款项;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