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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让“黄灯能闯不能闯”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让一些机动车驾驶员有些不安，因为他们多年形成的交通习惯可能要改变。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很多人从小就知道的基本常识，但对于黄灯，似乎就说不出所以然。由于目前对“闯黄灯”行为缺乏明确规定，加之各地执法尺度与方式不统一，造成很多司机存在侥幸心理，把黄灯作为红灯亮起前的加速信号，大大增加了交通路口的危险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嘉兴“闯黄灯”案件有利于文明规范的行车秩序建立。

　　一、国家相关法律规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

　　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表示：

　　(一)绿灯亮时，准许车辆通行，但转弯的车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通行；

　　(二)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

　　(三)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

　　在未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和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路口，非机动车和行人应当按照机动车信号灯的表示通行。

　　红灯亮时，右转弯的车辆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行人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行。

　　国家相关法律已明文规定，黄灯亮时，已经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那么，此时就存在一个问题，没有过停止线的车辆是否可以通行，若车辆继续通行，这种行为应认定为违法行为还是非法行为？

　　二、各地方的相关做法

　　（一）、合肥　　

　　安徽省境内车辆通过路口，黄灯亮起过程中车辆仍可通行。合肥市在黄灯亮起过程中，车辆如果不影响到正常交通运行秩序并能确保安全，可以通过路口并且不会受到处罚；但如果影响到交通秩序，交警则会对司机进行劝导和一定警告。

　　（二）、武汉　　

　　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说明，“闯黄灯”虽然不等于闯红灯，但也属于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应该对其进行处罚。标准是看黄灯亮起时车后轮是否已经越过起步线，如果已经越过，则不算违规，如果没有越过，则要受到相应处罚。目前一般是按“不按信号灯指示通行”情况处理，罚100元，扣3分。

　　三、现实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缺失。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黄灯亮时，已越过停车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从法条涵义来看，“已越过停车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这一规定的另一面是，没越过停车线的车辆不可以继续通行。没越过停车线的车辆是否能够继续通行，《条例》并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解释。此时就导致司机不知道该不该通行，交警对此行为的处罚也拿捏不准。设置黄灯的目的本是让红灯和绿灯之间有一个缓冲，使得红绿灯交替时，已经进入路口的车辆有时间继续通过路口，但如果黄灯亮起后没越过停车线的车辆还可以继续通行，那么就有违设置黄灯的初衷了。

　　（二）交通信号设施不完备。目前，各地方的交通信号灯设置并不统一，有的地方没有倒计时提醒，有的地方没有设置黄灯，这样容易让驾驶员形成开车中的不良习惯。如果各地的交通信号灯旁有倒计时提醒，那么司机便可以判断出车辆进入路口时信号灯的状态，提前做好准备。如果有的城市有黄灯，而有的城市没有黄灯，司机如果长时间在有黄灯的城市驾驶车辆，临时去往没有黄灯的城市，就容易因不习惯该城市的交通警示灯而发生交通故事。

　　（三）不良驾驶习惯。黄灯亮起的那一刻，车辆是否已经越过停车线，现场的交警并不容易判断，除非有录像记录，否则交警即便要处罚，也很难有事实依据。大部分城市交通压力较非常大，交警通常对“闯黄灯”行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久而久之，“闯黄灯”似乎就成为交通规则中的一种默许的行为。虽然人们知道这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是现实中这种行为还是屡见不鲜。

　　（四）交警执法不严格。多年来，许多司机已经养成了“闯黄灯”不受处罚的习惯，交警对此也不知道该不该罚，因此形成了一种该罚而不能罚的情形。长此以往，若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这时候再处罚为时已晚。执法不严的放纵，滋生了各种各样的不合法行为，当这些规则最终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时，便开始动摇法律本身的尊严。

　　四、解决办法

　　（一）加强普法力度，提高人民法律意识。良好的交通习惯不仅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更要有全民的高度重视。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良好的交通习惯，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才能形成良好的交通秩序。这不仅是对生命的保护，更是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需要。

　　（二）加快技术革新，统一各地交通信号灯。全国各省市应当统一规范交通信号灯，让没有倒计时器和黄灯的地方统一增加，这样既能让全国的交通规则进入一个规范化的进程，还有利于减少因各地交通警示灯的差异而发生的违章现象和交通事故。虽然更换交通信号灯的成本非常大，但是在生命面前，这点成本则是微不足道。

　　（三）加强执法力度，杜绝司机开车陋习。由于一些大城市的交通压力过大导致交警对“闯黄灯”等行为不处罚，这是助长此类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人开车喜欢钻法律的空子，可实际上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因此，各地应加强执法力度，对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严格处罚，以形成良好的交通秩序。

主诉检察官的权力界定及其活动原则

2000年12月18日 15:24 龙宗智

　　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具体设置以及主诉检察官的职能活动方式，虽有高检的工作指导及有关文件作出规范，但各地情况不同，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因此具体做法不尽相同。笔者认为，主诉制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只要不脱离这一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性质，实际做法上有一些区别是正常的。对于符合实践需要，符合检察制度和诉讼制度发展方向的创新举措，还应当予以鼓励。但就改革中的基本问题，应当取得共识。这些问题，关系主诉制的运行机制，涉及检察活动尤其是公诉活动的内在规律，与检察制度和诉讼制度的整体构造有关。本文探讨主诉检察官权力界定和职务活动中几个比较突出及有争议的问题，意在塑造合理的主诉制运行机制，供实践中参考。

一、如何确定主诉检察官的职权范围

由于主诉制改革的实质是在检察机关内部重新配置检察权，适当界定主诉检察官权力的性质和范围必然是这项改革的一个基本点。高检有关文件对此作了一个界定，然而，这种基本的划分不可能全部解决检察机关内部日常的权力互涉和互动问题。为了操作适当，对规范性文件所确定的职权范围也应当理解其划分根据，下面对确定主诉官职权范围的一般原则作一探讨。

笔者认为，可以将确定主诉检察官职权范围的主要依据概括为两项原则。第一项是“法定原则”。所谓“法定原则”，是指主诉检察官行使权力，应当有法律的依据，不能违反法律越权办案。如法律规定应由检察长或检察院决定的事项不能仅由主诉检察官决定。这一原则，笔者在二论主诉制一文分析主诉制法律依据时已作了一定阐述，此处不赘。这里着重分析第二项原则，即“相当原则”。

所谓“相当原则”，指主诉检察官作出决定的权力应与该决定的性质和重要程度相适应。即使不违法，但对影响重大的业务事项，也不宜由主诉检察官单独决定。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仍然实行检察长负责制以及由检察院而非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制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重大事项的处理质量，通过监督制约防止出现差误。同时也是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受多种因素影响，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不能不考虑方方面面因素，需要一种从社会政治角度分析问题的更为宏观的视野。①因此有的问题由检察长和检委会来考虑和决定更为适当。

把握这种“相当性”，大致可以考虑四个因素：

一是考虑决定的性质，看其属于程序性决定还是实体性处理。对于程序性事项，主要由主诉检察官决定，如起诉、退回补充侦查等公诉权行使中的程序性措施。实体性处理，包括撤销案件、决定不起诉等，意味着确认某人不构成犯罪或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属于具有实体意义的程序决定，因其作为终局性、实体性和法律性的处置而具有“司法”的性质。目前体制和司法状况下，这类事项不宜由主诉检察官单独决定，而应由其提出意见报院里决定。有的检察院曾提出院里“管下不管上”的限权原则，即凡是根据侦查机关的意见提起公诉等，主诉检察官可以直接决定；凡是要纠正原侦查机关认定，尤其是准备撤案或不起诉的，应当由检察长及检委会把关，这与划分程序性和实体性问题并采用不同程序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

二是考虑问题的影响程度，看是重大决定还是一般决定。对于某些程序性问题，如果关系重大，也不宜由主诉检察官单独处理。如变更或撤回起诉、对法院判决抗诉等。案件起诉原则上由主诉检察官独立决定，然而，对某些影响十分重大的案件，为保证质量，防止起诉不当，检察长也应注意把关（但应严格限制这类案件的数量，防止过分干预主诉检察官的工作）。再如批准逮捕，虽属程序性决定，但对公民权利及诉讼进程影响重大，即使实行捕诉统一，也不宜由主诉检察官独立决定，而应由检察长行使批准权。

三是考虑问题复杂程度。对于复杂的业务问题，尤其是主诉检察官感到处理起来有疑难的，可由院里把关。对疑难、复杂案件的起诉，允许主诉检察官提交检察长决定，特殊情况下，检察长可以主动干预。

四是考虑事项本身的属性，看是事实证据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按照事实和法律的两分法，事实问题主要依靠直接的证据审查建立内心确信，对法律问题，则可诉诸研究和讨论。因此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原则上由办理案件的主诉检察官负责并承担责任，对法律上的决定，在考虑前述诸因素的情况下可由检察长和检委会作出并对其负责。

二、怎样界定主诉检察官与起诉科（处）长的关系

在主诉制中，主诉检察官相对独立，同时也受到制约。“独立”与“受制”这对矛盾，主要涉及两重关系，一重是主诉检察官与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的关系，另一重是主诉检察官与部门领导即科（处）长的关系。应当说，前一重关系在法律上、法理上比较清晰，因为检察长领导检察院工作，在现行制度中，主诉检察官必须服从检察长的指令。但就第二重关系，即主诉检察官与部门领导的关系，目前应当说尚未厘清，存在一些模糊理解，需要在法理上作进一步解析。

检察官处理的事务可分为检察事务和检察行政事务。检察事务，属于检察权行使范围内的检察业务事项，主要是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程序和实体问题。检察行政事务，是关于案件处理以外的检察工作相关事务，如考勤、纪律、学习培训、工作条件设置、检察官职级待遇和福利、国家政治方针和政策的学习贯彻等。检察行政事务中，还包括一种涉及业务的检察行政事务，如案件分配。案件分配本身并不涉及案件如何处理，但在实践中，司法分案权可能对案件处理的方式和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因为不同的法官或检察官对同一案件可能持不同看法并采用不同处置方式，而且不同的法官、检察官可能受其行政上的负责人影响的程度也不相同。②

就检察事务的处理而言，检察长和检察官均为权力行使主体，这一点各国相同。值得探讨的是部门负责人的地位和权力。人数较多的检察机关，检察院内设一些职能部门即“功能单位”，为什么内部要设立这些被称为“部、厅、处、科”的功能单位呢？日本检察总长伊藤荣树称，检察厅设部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大体确定检察官相互之间的事务分工，根据业务分工以谋求提高工作效益，同时明确责任所在；二是对拥有多数检察官的检察厅，可以大体上把分担事务性质相同的检察官集中在一起，便于上级进行适当的指挥监督。”[1]伊藤的解释是适当的。

部门的领导对检察行政事务承担领导责任，这一点不会发生异议。但其对案件的处理即检察事务是否具有领导权限，则涉及部门领导职务性质的界定问题。也就是说，科（处）长是单纯的行政协调人，还是可以作为检察长的业务代表，代表检察长或受检察长的委托分管某一方面的检察事务。

从法律上看，我国的检察官法和检察院组织法对这一问题的规定是不明确的。根据这两项法律，检察员、检察长、检委会委员是法律所确认的检察官职务，即法律职务，而科（处）长不是法律职务。关于领导关系，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检察长一人,副检察长和检察员若干人。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可见检察长的领导权限十分明确。而该法第二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设立若干检察厅和其他业务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分别设立相应的检察处、科和其他业务机构。”但对这些内设机构的领导职务及其权限并未作出规定。因此，从法律上讲，可以由检察机关自行确定内设机构及其领导的工作范围及管理权限。

从法理上分析，科（处）长与作为行政协调人的法院业务庭的庭长是有区别的，因为庭长不能决定其他法官审理的案件，不能以任何方式损害法官的独立性。但检察机关行政性（突出表现于“检察一体制”）的存在，使科（处）长既可以作为行政协调人，又可以作为分管某一部分业务的检察长的业务代表。在后一种意义上，科（处）长实际上是检察长的业务助理。据笔者所了解的有限情况，其他一些国家检察院的部门领导确实可能代表检察长作为部门业务的管理者，而不是单纯的行政协调人。有的国家，检察院只设一名检察长作为官署首长，再设几名检察长助理分管不同业务，有的兼任业务部门领导。这里以设计比较精密的日本的检察制度为例作一分析。

根据日本法务省发布的《检察厅事务章程》及其附表，日本最高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分别内设三至六个部。其中东京和大阪两个地方检察厅为设部最多的检察机关，分别内设六个部，即总务、刑事、公安、特别侦查和公判部等。

检察机关下设各部部长的选任及职权，是由《检察厅事务章程》第6条规定的：

1．检察厅的部（除前条第3款规定的临时部外）设置部长，由法务大臣从该厅的检察官中任命。2．最高检察厅的部长，奉检察总长的命令，总管部所管的事务，并指挥监督所属检察事务官、检察技术官和其他职员。3．高等检察厅和地方检察厅的部长，奉该厅首长的命令，总管部所管的事务，并指挥监督其职员。

根据有关解释，“总管”与“掌管”是有区别的。“总管”，是对事务进行“综合性的统率和管理”，部首长对本部事务进行“总管”，包括检察事务与检察行政事务。但在管理时，必须考虑每一检察官都是“独立官厅”，而检察事务本来就属于每个检察官应有的权限这一特点。

除了“总管”的权力外，部长还享有对部内职员的指挥监督权。但其范围因机关不同而有所区别。对高等检察厅和地方检察厅来说，检察长指挥监督的对象是隶属该部的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检察技术官等全体职员。与此相对，对最高检察厅来说，则仅指这些人中除检察官以外的人。因为最高检察厅的检察官，每个人以直接辅助检事总长为原则，至于属于哪个部，只不过是大体确定分担的事务，而部长不过是以该部检察官中的首席者的地位，总管该部所管的事务。[2]

以上规定说明两点，其一，总的看，日本检察机关的部门领导，在尊重检察官独立权限的同时，对检察业务也具有一定的管理权限，不是单纯的行政协调人；其二，在最高检察厅，部门领导对检察官所处理的检察事务，除“总括性管理”外，不具有直接的指挥监督权力；但在高等和地方检察厅，部门领导则具有这种权力。